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成果——《大象:中国民族团结南宁经验研究》书评

民族团结和谐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生命线。新时代,着力民族团结理论研究,推进民族团结实践,是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民族家庭一家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徐杰舜教授的《大象:中国民族团结南宁经验研究》一书,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的民族工作为考察对象,综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深刻地总结了南宁民族团结的六条经验,并提出了民族团结的大象理论。该书选题新、材料新、观点新、理论新,从中国民族团结高度,乃至世界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出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研究民族团结工作和理论的优秀著述。     

从“意象说”到“意象符号系统”论——对中国诗歌的意象审美思考

中国诗歌的意象艺术是中国美学范畴一个永恒的话题。通过分析、比较中国古典诗学“意象显性及多维性特征”和中国现代诗学“意象符号系统”，对中国诗歌的意象进行了深层次的审美思考。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朱子“新民”诠释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紧张

朱熹认为古本《大学》首句“在亲民”当作“在新民”,并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的整体关联中诠释了“新民”的理论意蕴,即以“明明德”为根基、以“止于至善”为意义指向、以政教为手段实现社会整体的归化。若以周文王典范,“新民”则成为道德主体由内而外自我开显的历时性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若以孔子为典范,“新民”则成为主体成德过程中一个受时势限制的偶然性事件,只具备纯粹的外王意义。相互否定的“文王之道”和“孔子之道”在朱注中的并存凸显出高度的内在紧张,并消解了成德的确定性和必然性。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

苗族作家沈从文之所以能成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人的哲学思索。他认为,人是由“兽性”和“神性”两方面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应该以这种“共通人性”作为创作的准则,创作出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 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的文学作品。本文从“兽性”和“神性”两方面阐述了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分析了他文学创作成功的内在因素。     

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命题本身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引申出来的, 在哲学史上,它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理性”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对它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这一历史观的出发点, 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合理“扬弃”。马克思、 恩格斯在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时所相对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人的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而不能说“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超越与回归的“平常心”——论道一对禅超二元对立思维的实践

禅，离念、离相、见性之谓。马祖道一阐发的“平常心是道”和“即心即佛”是在怀让“磨砖作镜”故事的启发下，充分表达的禅的否定性与超越精神以及对自性的回归。     

东南亚邻国民族语文政策述评

本文对东南亚几个邻国的民族语文政策及其效果进行述评,从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问题在民族平等团结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制定好的民族语文政策并认真贯彻落实,可以促进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略论毛泽东民族理论及其实践

毛泽东民族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民族基本理论、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发展繁荣等问题上的大胆探索和艰辛开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初步奠定了党的民族理论的基础,科学地指导了中国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成功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试析我国现行法律对少数民族公民特别民事权利的保护

尊重少数民族特殊利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这是我国法律一贯坚持的重要原则,在民事权利方面,现行法律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作了一些特别规定,为我们全面、准确地认识,理解少数民族公民特别民事权利提供了法律和理论上的依据.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构建和谐民族校园

如何从民族院校多元民族文化共存的现状出发,结合各自的特点,以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构建和谐校园,是民族院校需要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在民族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要注意尊重各民族宗教以及基于宗教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团结,增进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这是民族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教育与藏区共同精神家园建设

藏区共同精神家园是生活在藏区的各民族在中华一体多元文化认同和以公民身份对统一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精神寄托和心灵归宿。藏区共同精神家园对藏区社会凝聚以及稳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藏区共同精神家园建设是藏区教育的重要目标,教育是藏区共同精神家园建设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是共同精神家园建设的主阵地。教育通过教育公平的实现,通过为藏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通过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文化平等,通过培养干部、培养民众正确的宗教观等对藏区共同精神家园建设发挥独特作用。     

法律援助与城市少数民族

城市化与民族散居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文章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切实保护城市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实现我国司法公正的一项有效的法律制度。加强城市少数民族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是维护城市稳定和繁荣、促进民族团结的一项系统的法律工程。     

中国民族关系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新形势下牢固树立民族团结观念,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鼓励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     

邓小平对毛泽东民族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的民族理论,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民族理论:1、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实质是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2、民族问题关乎国家统一;3、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4、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

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的“首足”观、设立“属国之官以主匈奴”以及“三表”、“五饵”等内容。“三表”、“五饵”的战略构想,既是在与匈奴单于进行一场民心和民众的争夺战,也是在与中行说打一场舆论战。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和先秦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都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产生过深刻影响。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德”是贯穿在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的主线;其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三,民族关系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统一;其四,理论体系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其五,思想认识和方案设计的狭隘性。班固在《汉书》中对贾谊的民族关系思想评价很低,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其实,贾谊的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高扬大一统的旗帜,强调华夷一体,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第二,蔑视匈奴,设立消灭匈奴的时间表,有利于改变汉朝君臣的低落情绪和惧怕匈奴的社会心态以及坚定汉朝君臣的自信心;第三,提倡用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改变匈奴的思想代表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司马迁对构建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他创新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他在《史记》中将民族精神人物化、形象化和故事化,在众多人物形象和故事中着重表现了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和爱国的精神。司马迁还将民族精神哲理化和道德化。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事业,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司马迁对构建民族精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