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刘勰与缘情说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标志着缘情说的确立。使缘情说成为系统理论的是刘勰。首先他把“情”提升到本体地位,以“情”作为“文”的本质特征,而不限于“诗”;其次,他阐明了情采二者的辩证关系;再次,他在创作规律的探求中,揭示了情感的效应。刘勰的情感论是缘情说的完善和深化,因而与诗言志说拉开了距离。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诗缘情”的美学意义

陆机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出发探讨了各类文体的特点,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著名论点.他是鲜明地举起“诗缘情’大旗的第一人,也是古代文论中对情感的关注由外在功用转向文学本体的第一人.在此之前,对感情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尚书·尧典》云:“诗言志”.当然“志”的本义也包含情感的内容,情与志不是绝缘的.然而在上古社会里,人们往往偏重从功利的角度去解释“志”,文学成为“言志”的工具.这样,“诗言志”不仅限制了诗表现情感的疆域,而且还把它框定成一种服从政教功能的合乎封建礼义的规范情感.《诗     

曹魏西晋诗歌的审美自觉——从"丽"到"绮靡"

曹丕的"诗赋欲丽"说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摆脱了儒家诗教的束缚,是曹魏、西晋诗歌审美自觉的两个里程碑。曹丕所论"丽"是指诗歌的文辞华丽之形式美,反映了审美自觉开端阶段的认识,但在中国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陆机所论"绮靡"也指诗歌形式美,包括辞采华丽和音韵和谐两个方面,并且还初步涉及了形式美的原因,反映了审美自觉发展阶段的认识。从"丽"到"绮靡"的审美认识预言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发展趋向,引领了魏晋南北朝重形式美的文学风尚。     

论“缘情绮靡”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

"缘情绮靡"是陆机诗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历来评价最为歧异的诗学范畴。如果从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考查,"缘情"指诗歌的发生过程,"绮靡"是诗歌的审美特征;在理论内涵上,"缘情"是情、志、理的统一,"绮靡"是文辞、音韵、情感的统一。不仅"缘情"说深受佛教"格义"的影响,而且"绮靡"说也烙有佛典文风以及梵呗经音的深刻印记。"缘情绮靡",既植根于魏晋诗学,包涵着对缘诸生命冲动之情的肯定,也凸显了诗歌风格华美,音调圆润,标志着"文学自觉"的深化,且深刻影响了南朝诗学。     

六朝诗赋观考辨——以《文赋》、《文章流别论》、《文选》、《文心雕龙》为中心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辨析这一命题的理论内涵,考察其来龙去脉,既可以追溯诗赋观的源流,又可以厘清六朝人与汉人诗赋观的异同,还可以初步勾勒这两个时期诗赋辨体的情状。     

论陆机“诗缘情“”赋体物”的分异互用

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研究陆机文学、六朝诗赋乃至诗赋文体都绕不开的重要而复杂的命题，不可割裂而论。一说介于《文赋》的特殊性，“诗缘情”“赋体物”的探讨必须要建立在理解写作观念、表达方式、辨体维度的基本前提下进行性质认定、意涵清理、文本互证及历史观照和价值判定。以此“缘情”“体物”乃是从技法切入角度逼出的诗赋体格分异，故存在着彼此交越借用的可能；二说标举体格皆承自前代，同具重要的文论价值，其中“缘情”偏于诗体的普遍性，“体物”偏于赋体的时代性；“绮靡”“浏亮”作为二体体格导向下的审美风格理想，前者系借自赋学的久远传统与时风追求，后者系源自玄学而独铸的新语，又以同具强烈的时代性而导引了二体各自的新发展，但为后人褒贬不一。陆机对诗赋风格的标举，也凸显了影响文学发展的两大客观规律：外部受社会文化思潮之影响，内部存在着文体之主次强弱影响。     

“诗缘情而绮靡”——论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陆机(公元261—303)的《文赋》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他在比较各种文体特点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古典诗学理论史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文赋》本不是主要论诗,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却“使古代诗歌理论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中国诗歌美学自此开始熠熠生辉”(陈良运《诗学·诗美·诗观》)。本文也拟从这一命题出发,探讨一下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六朝赋的诗化

六朝时期诗与赋的发展状况处于"一种过渡折中状态"。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六朝赋家不断地改进作赋的方法,使得赋作逐渐具有了诗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赋作之抒情化,赋作形式之诗化以及赋作修辞格选用之诗化。这使得赋体克服了自身的结构性危机,恢复了生命力,使得其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得以复兴。     

论英国对西藏的早期“和平”渗透政策（1760—1793）

18世纪后期是英国对藏政策的早期阶段。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英国对我国西藏实行以建立直接交往关系为目的的“和平”渗透政策。由于喜马拉雅地区各国在历史上同我国西藏形成的密切关系及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屏障作用,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一地区的扩张活动同它建立英藏直接交往的尝试一样,都是其对藏渗透政策的组成部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廓尔喀侵藏战争中的卑劣表演最终导致其早期对藏渗透政策的彻底破产。     

"梦"与"境遇":《呐喊》、《彷徨》的重新解读(下)

对“梦’与“境遇”及其关系的思考,是鲁迅前期思想的核心内涵,它构成了《呐喊》、《彷徨》创作的一条中心线索。本文以此对《呐喊》、《彷徨》进行重新解读,展示了鲁迅创作中更深层次的内涵、矛盾与追寻。     

《祖堂集》时间构式“VP(之)次”及其兴衰——基于“VP(之)次”与“VP(之)时”的比较

《祖堂集》中以“次”和“时”煞尾的时间构式具有相似的意义和用法,但它们也有很多差别:“VP(之)次”构式的句法语义结构和适用范围有较多的限制,是书面叙述语;而“VP(之)时”构式的结构兼容性更强,功能更灵活,语篇分布更广泛。即前者在结构、功能和使用范围上都能为后者所兼括。“VP(之)次”出现于汉魏六朝,在唐宋时期的禅宗文献中广泛使用。由于它是一种局域性的社团用语,使用受限,在语言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随着禅宗的衰落而逐渐消亡。     

从"疏离"到"回归":日本沈从文研究的历史发展(1926-2004)

日本沈从文研究自1926年以来,在近80年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从“疏离”到“回归”的变迁。在这近80年当中,日本的沈从文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译介”阶段、“初论”阶段、“变革”阶段、“创新”阶段。同时,在这近80年当中,日本沈从文研究思潮涌动,呈现出了认识逐步深入的趋势。     

论量词“束”和“捆”的语义性质

量词"束"和"捆"在过程性上存在着差异.从起点看,"束"用于较细的长条物,"捆"用于较粗的长奈物;从途径看,"束"为束缚而成,"捆"为捆绑而成;从终点看,"束"的集合体为细长状,"捆"的集合体为粗大状."束"和"捆"的差异虽然在本质上是共时的,但也和语言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     

“程度副词＋名词”组合的语义、语用分析

“程度副词＋名词”组合作为目前流行的一种言语现象，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从不同角度探讨其存在的合理性一直是大家致力解决的问题。从语义、语用两个方面阐明了该组合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另外还指出，社会、语言使用者等因素也会对该组合的出现有一定的影响。     

“暂时”和“临时”之意义比较

比较"暂时"与"临时"作为副词意义的实例,二者的差异点在于:"暂时"表示时间短暂,含有计划性。"临时"表示"临到事情发生时",含有非计划性;"暂时"持续的时间很短,"临时"持续的时间不确定。     

说“县官”、“官”的天子义

上古曾称天子所居之处为"县",进而扩而大之,将整个国家也称为"县",以"县官"指天子;"官"有国家义,天子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因此由"官"又引申出天子义.对"县官"、"官"二词的天子义,现代一般大型辞书往往只停留于前人的识断,释义未周,皆当乙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