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的权益损害与征地纠纷——基于全国31省被征地农户的调查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期,农民权益受损、征地纠纷日益突出。合理测算农民权益受损的程度、征地纠纷的影响因素,对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全国31省(区、市)91村638户被征地农户的调查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征地纠纷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征地过程中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处置权、收益权和社会保障权受损严重;农民个体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对征地纠纷没有显著影响,农民权益是征地纠纷全面而充分的影响因素。因此,在构建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体系和改革征地制度时,要从影响征地纠纷的农民权益因素着手,尊重农民的意愿,保障农民的权利,尽可能减少纠纷现象的发生。     

国外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及其经验借鉴

农业科技推广模式是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将科技应用于农业生产、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的重要路径。目前,发达国家的推广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大学(农学院)为依托的推广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公私合作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以农业协调组织为纽带的推广模式。分析和总结美国、法国、日本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及其特点,对我国构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技推广服务模式,改革我国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和运行机制有着借鉴作用。     

论民主与权威的博弈与平衡

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三次社会转型时期,肩负着政治民主化与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此阶段社会极易产生不稳定,且面临诸多社会稳定问题,包括权威认同问题、民族归属问题、台湾统一问题、领土领海纷争问题等。社会稳定问题的背后是公平与秩序,二者的维护需要通过民主与权威的平衡来实现。民主与权威的平衡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内容。我国应当立足于当前国情,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其他国家社会转型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设计合理道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下返贫监测信息的“精准与模糊”——基于四川省G村的调查

收集返贫监测信息是国家贫困治理的基础性工程。算账是获取返贫监测信息的过程。国家需要的精准化返贫监测信息在实践中走向了模糊化。基于多重制度逻辑分析发现：国家遵循政治逻辑，旨在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基层政府遵循行政逻辑，通过提高人均年收入水平实现晋升锦标赛；脱贫户遵循经济理性逻辑，在算账中降低人均年收入水平以获取扶贫资源；村干部遵循实践逻辑，在算账中采取权宜性策略。基层政府的行政逻辑与脱贫户的经济理性逻辑之间存在张力，村干部为调适两者的张力在基层政府与脱贫户之间寻找平衡点。返贫监测信息的模糊化是多重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赡养费所具有的可伸缩性、可操作性与灵活性使得算账结果更具有模糊性。基于此，应推动基层政府价值理性复归，超越其工具理性；健全监督机制，推动返贫监测信息的公开化，约束村干部的自由裁量权；塑造道义小农，弱化农民的经济理性，进而推动返贫监测信息走向精准化以实现国家的政治逻辑。     

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

长期以来,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被奴役性、停滞性的"东方专制主义"所定格。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崛起的事实,不断挑战这一"千古传奇"和"历史定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并不是源自西方自由主义的进入,而是源自长期被思想界所遮蔽的东方自由主义传统。从主体看,东方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农民自由主义,核心要素是自由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种在自由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农民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状态,潜藏于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创造了世界无与伦比的农业文明;同时,它也受到专制政体的压制。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源于对中国数千年以自主性和积极性为核心的农民自由主义传统的尊重,同时又极大地释放了被压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由此促成了中国的崛起。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大提升了东方自由主义传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体系。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CFPS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CFPS2018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分化和质量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分化和质量均起到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对就业影响中发挥一定调节作用;教育与社会资本在就业分化和就业质量中分别具有互补和替代效应;健康与社会资本在就业质量中存在互补效应。两类资本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显著代际差异,人力资本是影响新一代农村劳动力就业分化和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而老一代就业分化和质量则受到两类资本的双重显著影响。基于此,在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社会资本积累的同时,应兼顾群体共性和代际差异特征,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有序转移。     

村级协商结构的变迁与治理绩效

“威权式协商结构”既推动了村级协商的开展,又限制了村级协商的持续发展。以恩施州将律师顾问团纳入村级协商治理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发现“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可以显著提升治理绩效。协商结构的变迁,一方面促进了协商行动策略的制度化,从而提升结构的稳定水平;另一方面实现了主体间关系的有序调整,从而提升结构的统合水平。因此,“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较“威权式协商结构”更易提升治理绩效。对比两种协商结构可知,两者的规范设定和资源调节方式不同,权力关系配置的差异是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构建“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要在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引入“独立第三方”、重新配置权力关系以及运用法治手段四个方面不断发力。     

移民村个人创业困境成因浅析——以河南省小浪底移民村S村为分析对象

移民村村民重建家园后,最渴望的就是发家致富。然而农民创业的困难加上“离根离土”的特殊性,使他们的创业之路异常艰难。本文基于对移民村村民创业背景和创业现状的介绍,试图从移民村村庄基本特性、村民以及政府参与主体等多个影响因素出发,探讨移民村村民创业困境的根源所在,从而深入把握移民村村民创业困境这一难题,为破解移民村村民创业困境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