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儒、商互动与晚明郎署文学权力之下降

奢靡世风之下的儒、商互动,建立在士人逐利、商贾求名基础之上,导致士商相混,界限模糊。这一方面促使郎署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调整、改易着其写作风貌,以前多适用于上流社会的一些应用文体,很大程度上因之走向商贾、市井之家,逐渐普泛化、世俗化。另一方面,它又是“性灵”说的催生剂。同时,还使得一些郎署文人关注通俗文学,自觉参与到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创作、刊刻、批评与传播过程中。这从内外两个层面,对郎署文学形成很大冲撞,致使其文学权力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晚明文学开始由以传统诗文为主的雅文学,逐渐向以小说、戏曲为重心的通俗文学转型。     

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雷达的文学评论与1980年代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嬗变

雷达是秉承着当代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传统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50—70年代存在“泛政治化”“泛阶级论”的弊病，并在“文革”期间走向了极端，沦为沾满血污的“棍棒”。为了使社会学批评正常化、健康化，19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界对社会学批评的“真实性”“时代本质”“思想倾向性”等尺度进行了调整。雷达的文学批评历程恰恰体现了社会学批评方法面对时代转型与文学新潮进行积极调整的过程。与阎纲、许觉民等年长的批评家一道，雷达迎纳新潮，独立思考，渐渐形成了他凝聚着个性魅力的“历史—美学”批评，为备受质疑与冷遇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开拓了蜕变与更生之路。     

形式与意义: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游戏精神

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主要是指在儿童作品文本中体现出的、通过人物游戏所传递的一种符合儿童心理需求和审美旨趣,并实现儿童内心愿望的精神。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是"幻想精神""愉悦精神"和"自由精神"。儿童文学游戏精神具有快乐性、幻想性和自由性的三性特征"。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中作品的主要呈现形式为:通过"顽童""小大人""、反派"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凸显游戏精神;通过故事情节蕴涵的笨拙与聪明、嬉笑与吵闹、虚拟与真实凸显游戏精神;通过语言夸张凸显荒诞美、语言颠倒凸显逆向思维、语言突转凸显惊奇,从而凸显游戏精神。游戏精神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编创的意义在于: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基本属性和内涵所在,新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发展需要延续游戏精神。因此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作品编创的重要依据和准则。     

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

“传”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包含解经与叙事两种不同形态。究其本义,“传”字原与邮驿相关,至春秋战国之交时,方引申出古书统称之义。此后直至西汉初,“传”进一步用来指解经之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史记》中专写各色人物的那一部分命名为“列传”,后班固《汉书》承之而为“传”,使得“传”这种文体概念的所指有了新的扩展。此后,这种叙事形态的“传”日渐兴盛并呈多样化趋势,而解经形态的“传”逐渐式微,并分解成了多种注书体例。     

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对于人的诗意生存

生态存在必然诗意地寻归生命有机性的运演节律。对人来说,或者对人的生存来说,生态对文学、文学对生态,都依生态存在而动,都是人的生命活动状态使然。生命有机性既是人的自然之身及感性生命的基础,又有机呈现人的多重存在关系,更需要精神性及审美化的提升,文学则是其中重要提升力量。生命、人与文学的生成及效应则依循诗意的节律,既形成整体的有效性,又显示着各方的魅力。当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出现,从发生之初到广泛影响实际都在极大地关注着人的生存问题,并探寻人何以能诗意生存。当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在助力,必然要成就那种“有效”及“魅力”,其方法、策略及目的性追寻,旨在助推人的活动不断地融入诗意生存。事实上,生态批评的阐释、评论、理性确证及学理基质,就是通过生态整体及诗意性的综合性体验,把控生态、生命、人与文学间的诗意关系,彰显其相互促动、相互映衬的魅力。     

文学的惜生情怀及对非人类生命救助

人类要合理收受自然的“馈赠”及“回报”,首先要有惜生情怀,有善性的姿态,能有机和谐修行,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条件下与非人类生命同行有机—过程。人本是“善性”存在,理应对非人类的万物生命怀有尊重感和怜悯之情。非人类生物的生命能够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对象,成为关系性的“中介”,呈现文学的一种本有之态。文学与人的其他精神活动协同调节,与人的物性肌体相契合,合力作用生命有机体。文学与自然、社会及他人的一切存在有机感应与交融,形成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结构及多重意义指向,使生命机体能够有精神导向性。文学叙事的惜生情怀,能够畅叙生命,其关注点不只在人的自体生命,更在明晰人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有机交往。非人类生命的生物习性和独有的坚守、韧性,以及对生物多样性及相互间互动、互生机理的适应且遵循,是其生命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人类对此深层认知及体认,不仅能使人类习得对非人类生命救助的技法及策略,更能成为人类自我守持的必选之策。对于文学而言,惜生也好,救助也好,既能解构一种“最后”之境,也能通过朝向未来的伦理叙事明晰当代人如何为子孙后代行伦理善事。     

地理空间视域下斯达尔夫人与刘师培南北文学论比较研究

尽管斯达尔夫人和刘师培分处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但是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南北文学论与刘师培的中国古代南北文学不同论具有重要的比较诗学研究价值。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南北文学论和刘师培的中国古代南北文学不同论基于各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背景都引入了地理空间视域,其比较诗学研究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理空间视域引入的不同理论背景、历史背景、理论内涵;二是地理空间视域下语言维度研究进路的异同;三是吊诡的倒转性：北方浪漫主义、南方古典主义与北方古典现实主义精神、南方浪漫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