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与学校纠纷的法律关系及其权利救济机制

近年来,由学生和学校之间纠纷而引发的案例层出不穷,引起了理论与实务界的诸多思考与争议。面对学生与学校之间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如何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权利救济机制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笔者针对我国学生与学校之间纠纷的现状及产生的问题,深入分析了学生与学校之间纠纷的法律关系性质,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权利救济机制,从而有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教育纠纷,保证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学校对学生伤害事故应负民事责任之分析

正确判断学校和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是正确界定学生伤害事故法律责任、妥善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前提和基础。应依据我国现有民法和教育法的有关规定,界定学校和在校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学校和在校未成年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以教育、管理和保护为内容的教育法律关系,而不是以监护为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只有学校存在过错时,才对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承担民事责任。     

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发生人身伤害的法律责任

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教育、管理、保护与被教育、被管理、被保护的关系,而不是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人身伤害事故承担责任的范围;确定学校对学生人身伤害事故承担责任,既要根据过错责任原则,也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     

论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

学校与学生之间具有双重法律关系,既存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存在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学校对学生给予纪律处分、颁发学业证、学位证等教育管理权,属于教育行政管理权的范畴。把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权界定为教育行政管理权,将学校与学生之间因纪律处分、颁发学历证、学位证等纠纷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有利于在对学校管理权进行有效司法审查的同时,充分尊重学校管理自治权。     

高校管理法律关系性质三题

高校管理法律关系包括学校与学生,学校与教师及教师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在这三对法律关系中,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是主要的,决定着其他两个法律关系性质。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特别的民事法律关系（教育契约）;教师是高校的代理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代理关系下的特别民事法律关系。     

论国际银团的法律性质及其特色

国际银团在性质上是银团成员按同样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放款而采取的结构 ,银团贷款是银团各成员按照这一结构向借款人发放的各笔独立贷款的集合 ,银团成员与借款人的关系是分别的而不是连带的。但由于银团贷款是以银团这一特殊结构所体现的一种特殊的金融交易形式 ,银团全体成员作为一个整体与借款人之间以及银团成员彼此间会因合同或法律的规定产生多种的法律关系 ,概括起来主要有因贷款协议的规定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与因代理行、牵头行责任而产生的法律关系。银团各成员与借款人之间彼此独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和银团内部法律关系并存正是银团贷款法律关系的架构特点所在。     

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基于高校针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学管理而形成的教育管理法律关系.高校依据法律、法规授权,以行政主体身份所进行的行政管理活动应当视为实施公权力的行为,由此而形成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为行政法律关系.二者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不能笼统认定为一般行政法律关系,它既包括了因招生、社团管理等行为而形成的一般行政法律关系,又包括因学籍管理行为而形成的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特殊行政法律关系,有其独特性.     

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救济机制的完善

公办学校对其未成年学生的安全保护职责存在于公法的一系列法律规定中。由于公办学校并非国家机关,为此其所实施的过错行为并不适用国家赔偿,而需在其所履行的义务范围内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民法典》基于私法的考虑,规定了学校承担因违反教育、管理职责导致学生损害的特殊义务。学校的注意义务是一种基于先行行为而产生的作为义务,是依据特定关系、场所以及法律的特别规定而成立的对危及学生人身安全行为的防止和制止义务。应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知识、智力状况来判定学校应尽的义务,在确认学校是否已尽注意义务时,应依据学校行为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与事故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判断。     

我国学校与学生间特别权力关系的反思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是大陆法系国家长期以来指导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理论,我国的法学理论中,并无明确的特别权力关系概念,但具有特别权力关系特征的管理关系却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实际地存在着。由于学校教育的特殊性质,学校与学生间特别权力关系依然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随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学校与学生间特别权力关系也应作进一步梳理。     

学校纠纷的民事法律关系与法律救济

学校纠纷就性质而言包括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学校与学生的纠纷是学校纠纷中最主要、最常见的纠纷。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纠纷主要表现为因学生人身伤害案件引发的纠纷,学校与学生纠纷的民事法律关系应定位为教育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即主体的限定性、客体的特定性、内容的双重性。学校纠纷的民事法律关系主要是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学校法律纠纷的救济途径主要有:建立校内纠纷调解委员会、建立学生申诉制度及司法救济等。根据我国民法理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学校伤害侵权案件中学校建立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通常是两种,即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建

在商品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冲击下 ,文学面临着意义的流失与消解。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困境紧密相关的 ,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意义的探寻与重建 ,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理想的重新肯定 ,对现实中的物欲的批判性把握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重新认识。     

从原型角度看《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四个重要方面：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anima）和阿妮姆斯（animus）、自性（self）。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挖掘和分析《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悲剧有着其自身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和阿妮姆斯、自性等心理因素。     

从美语、英语差异看美语固有的活力

主要论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法运用、单词拼写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当代美语既保持英语传统又从传统中革新的特点。并从这些差异的分析上进一步论述美国英语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 ,语言由繁趋简、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     

On the Principle wit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the Lead

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ｗｉｔｈ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Ｌｅａｄ￥ＬｕＤｏ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ａｌｓｗｉｔｈｗｈａｔ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ｗｉｔｈ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ｉｎ...     

格网 秩序 流派

揭示了格网的表现语言和操作图式 ,并结合实例分析了格网设计法在不同流派中的特殊表现。格网设计法以其科学化、秩序性以及丰富的创作空间超脱于众多的流派而经久不衰 ,对中国建筑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秋颂》

《秋颂》作为颂诗,表现了与传统颁诗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既不是委身于崇高而对崇高所发出的赞叹,也不是委身于神而对神的心灵顿悟,这是一种另类的崇高。一般来说,济慈的颂诗都存在着明显的顿悟时刻,既瞬间的幻觉伴随着瞬间的清醒。但《秋颂》是一个例外,它没有这样的转折。它是一场醒着的梦,是猜想的推演,是成功的移情,而不是一首纯粹的自然诗,一首现世的颂歌。     

教育的艺术原理

教育与艺术有本质的相通之处,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文章从教育的目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及教育的技巧三个层次分析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具有的艺术原理,尤其是对教育者提出了把教育当作一门人生艺术来从事的要求。最后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这一角度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实用主义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