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梯形习字格与书法教学初探

回顾汉字习字格的发展简史,提出梯形是汉字的基本特性的看法及梯形习字格在书法教学中的实用性和社会意义。     

我国史学与文学典籍外译历史与现状

文化典籍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外译对象在选择性中体现丰富性。史学典籍外译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文学典籍外译则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典籍外译在曲折性中体现发展性。文化典籍外译主要由汉语翻译人才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将包括儒学经典、佛教文献、史学典籍以及文学著作等在内的文化典籍,译介到诸如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其他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翻译活动。本文中将以我国史学典籍以及文学典籍为重点,通过横向及纵向的对比研究,进一步分析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及现状,为我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提供有力依据。     

中国典籍翻译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以第八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研讨会为例

论文以第八届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为例,记述了本次会议上关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理论及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策略、民族典籍及民俗文化翻译研究等主题进行研讨的情况,以期让读者对当下中国典籍翻译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有所了解.     

从《尚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看典籍英译问题

典籍英译意义重大而又任重道远。两个《尚书》英译本的比较显示:熟悉原著是基础,理解经义是关键。要想提高典籍英译质量,除了英文造诣和翻译经验外,更需译者认真研读典籍文本,充分吸收前人典籍研究和翻译的成果,并加强与汉语典籍专家以及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的合作。     

生态翻译学——典籍外译新视角

生态翻译学是翻译研究的新视角,为典籍翻译提供了一个新方向。本文借用生态翻译学理论与观点,提出中国典籍外译应坚持＂适应/选择＂原则、应该对译者的主体意识进行合理定位、应注重以译者为主导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谐统一建设。希望在丰富典籍翻译研究之时,也能为中国典籍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方法论上的指导与借鉴。     

佛教生命伦理的仪式表达

佛教内含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仪式和典籍等都是其表达方式。佛教仪式与佛教典籍在表达义理时形式不同:典籍以文字为载体,强调对佛教教义进行哲理和学理的思考;仪式以表演为途径,侧重对佛教教义的感悟和体验。正是仪式的过渡性和过程性使得信众从典籍中学习到的佛教生命伦理思想实践到日常生活中。     

从习字训蒙到大众娱乐——论蒙书《上大人》功能的历史演变

《上大人》是唐代以来流行于民间的习字蒙书,其取字以方便入门为主,并附以儒家仁、礼思想。《上大人》所蕴含的儒家义理虽一度失落,但其作为训蒙习字的民间教材,一直流传到现当代。乾隆时期,容美土司田舜年为在土家族聚居地区宣扬和普及儒家文化,将"上大人"制作成纸牌,主观上达到了教化的目的,同时在客观上又蕴含了娱乐因素。随着"上大人"纸牌与民间戏曲的融合,《上大人》最终完成了由训蒙到纯娱乐的功能演变。     

文化记忆重构下中国典籍的跨媒介传播——以央视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中国典籍积淀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的作用。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代表的电视媒体,通过媒介形态、媒介类型与传播模式的重新整合进行跨媒介传播,提炼典籍中的价值内涵,推动中国典籍的记忆重构和创新性发展,使其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服务于现实,为凝聚情感认同、传承文化基因、树立国家形象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中国典籍翻译的实践及策略——以《大中华文库》版《徐霞客游记》英译的译审为例

中国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典籍翻译是继承中国优秀文化的一种途径和传播策略,同时也是目前翻译专业学生培养的重点内容.文章以《大中华文库》版《徐霞客游记》荚译的译审为例,从《徐霞客游记》的版本及审校准备、《徐霞客游记》地名记述类型及地名的翻译以及《徐霞客游记》原文校读和翻译审校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典籍翻译的实践策略和翻译审校流程,这种典籍翻译的实践与研究对于促进MTI笔译教学、为中国典籍翻译研究培养后备力量、促进典籍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楷体印刷字对中小学书法教育的负面影响——以“重捺出锋”为例

教育部下发的《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和《2011版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对汉字书写和书法教育有一定的要求,目前已经出版和正在编写的《书法》或《写字》练习教材大多以《语文》生字表作为硬笔字的习字内容.由于采用楷体印刷的生字表中有不少“重捺出锋”的汉字,这些汉字不宜直接作为习字的范字,书写这些带有“重捺”的汉字时,应遵循楷体结体的“避重叠”法则.     

居延汉简的程度副词

居延汉简程度副词的使用情况体现了语言发展的渐变性特点,程度副词16个,分4个小类.承袭先秦汉语而来的有10个词,汉代新产生的有6个词.居延汉简程度副词的特点有:各小类词的数量及使用频率差别很大,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性谓语的数量较多,程度副词与其他词类兼类的情况很多,词与词分工明确没有出现混同兼用的情况.     

秦汉"有秩"考探

"有秩"在秦汉史籍中记载较少,而在出土简牍资料中却不断被发现."有秩"是秦汉时期普遍设置的级别较低的基层官吏,一般来说为百石之吏,但亦不完全如此.对"有秩"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秦汉基层政治制度.     

从居延汉简看汉代民爵八级的政治地位

据居延汉简简文,汉代民爵八级,从一级公士到八级公乘,在居延屯戍区内既可担任各种官职(实为百石小吏),也可以当兵。当官凭本人才能,与爵位无关,当兵说明爵位八级已失去免役等特权,成为有名无实的荣誉头衔。汉简中反映的公乘当官者多、当兵者少,公士当兵者多、当官者少的情况,说明爵位高低还有一定影响,但这影响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并无法律保证。汉代这种以才能任官的政策是进步的。     

简析汉简所见长城烽燧系统中燧卒的日常工作

通过对汉简有关内容的梳理,分析认为,燧卒包括燧长和一般燧卒,是烽燧系统中的核心因素。文章以汉代河西走廊段长城为基础,结合所出汉简及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烽燧系统中燧卒（包括燧长及一般燧卒）的日常工作作以初步的研究。     

也论里耶秦简之“司空”

里耶秦简中记载县下设有司空机构,管理县中徭役、刑徒和居赀赎债事务。但乡中并没有司空的设置,所谓"乡司空"是对简文的误读所致。秦时县司空之官长可设有秩、啬夫或守。秦简"司空曹"表示的是县廷中处理司空机构文书、事务的令史之办公场所,是汉代县下司空曹的前身。     

姜太公称谓及清华简《耆夜》“吕尚父”问题

先秦文献中,姜太公有师尚父、太公、太公望、吕望、吕尚、吕牙等称谓,迄今为止,先秦文献中尚未出现过“吕尚父”的称谓。“吕尚父”之称,在传世文献中出现时间颇晚,而且出现次数极少。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吕尚父”之称仅出现于唐代及以后文人诗歌、杂记,无一出自史学著作,因而其在古代文献中流传并不广泛。先秦文献和周代金文中作某父的人名颇多,清华简《耆夜》简2—3简文作“郘上甫”,从文字使用上,显得颇为费解,而且和绎(毕)公高、邵(召)公保睪(奭)、周公叔旦、辛公■甲等称谓比较,用字颇不工对。清华简《耆夜》篇存在诸多诸如此类的疑问,《耆夜》的时代和清华简的真伪,自然是清华简整理和研究过程中,无法绕开且亟须澄清的一个重要学术难题。     

原始阅读方式与早期的文本释读符号

以另文对正文加以解释补充的著作形式也是古已有之 ,几乎是与书籍同步出现的。以符号助读或释读也是一种古老的阅读方式。这些符号至汉时已相当规范 ,汉时已有了句读的记载 ,《说文解字》中有对这些阅读符号的解释。但是 ,以前由于没有见到实物 ,尚难对具体情况作出分析 ,近年来 ,出土了大量战国竹简文书 ,部分简书上有一些阅读标记 ,根据这些 ,我们可以对早期阅读方式作一些具体分析。上博简《孔子论诗》中有多种墨标符号 ,将它与其郭店简等比较 ,可看出它们的一些具体功能。有一些也体现了作者对文本的独特的理解。     

《奏谳书》与秦汉法律实际应用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编录的秦、汉案例文书是宝贵的法律文献,具体反映了秦汉法律的实际应用状况和原则,经与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的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汉律对照研究发现:秦律规定的“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的治狱思想和原则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与治狱实际存在差距;秦律严厉且缺乏弹性,禁止治狱官吏“释法”;秦在对执法官吏进行个人道德及法律教育的同时还重视对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治狱官吏进行表彰;汉初统治者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疑罪从重的倾向,疑罪从轻原则并非始于汉初;汉初严格执行“法时”原则,强调依犯罪时所施行的法律判罪。《奏谳书》直接架起了出土秦律与汉律二者之间关系的桥梁,反映了秦汉法律的继承与发展,为秦末汉初司法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依据,在秦汉法律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札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