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明史·循吏传》入传标准研究

循吏是中国古代社会官员的典范。由张廷玉主修的《明史·循吏传》,编撰特点明显,载录的循吏人数较多,包罗了一个特殊群体。分析《明史·循吏传》传文内容可以发现其入传标准主要有三:一是传主本身具有良好的德行操守,二是传主在主政地方时有卓越的政绩,三是传主多受民众拥护。通过入传标准也可以探析《明史·循吏传》所蕴含的政治文化观念。     

六朝道教人物杂传述要

汉魏之际，道教的创。入晋以后，至南北朝时期，道教有很大发展。记录道教人物的杂传大量出现，成为六朝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色。《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的道教人物杂传，数量超过了佛教人物杂传，但从记载历史的角度来看，则夹杂了不少虚构和假托的成分，不如佛教人物杂传翔实。本文将六朝道教人物杂传及有关资料作一简要介绍。     

夏孙桐在《清史稿》修撰中的贡献

夏孙桐为撰修《清史稿》出力最多之人。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清史稿》编纂人员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赵尔巽、柯劭忞、缪荃孙等人身上,夏孙桐的作用则湮没不彰。夏氏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修纂《循吏传》、《艺术传》和嘉道咸同四朝《列传》;拟定《清史稿》"循吏"、"忠义"诸传纂修体例和"列传"书法凡例。     

论古代描写地方名人的类传

古代描写地方名人的类传,我们称之为地方类传,它是以“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为目的,以颂扬表彰州郡邦国中先贤耆旧等杰出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人物传记集,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达到兴盛.地方类传人物分类方式多样,主要包括耆旧类、先贤类和人物志类三种类型,在入传标准、材料取舍、内容体例以及评价人物方面与正史类传有些不同.地方类传不仅能够反映出各地在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状况,而且类传中记载和保存的地方人物资料,在补史书之阙略,纠文献之谬误,以及地方志的撰写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略论《史记》的人物类传

“人物类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这种传记突出传主的类型共性,兼顾其个性,表现形式多样。与“合传”相比,人物“以类相从”的创作思想更为鲜明清晰。“人物类传”扩大了《史记》表现人物的范围,增加了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成为司马迁通过整合历史人物,研究社会发展,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传记类型。     

《儒林外史》中萧云仙人物原型新考

《儒林外史》塑造的萧云仙人物特征较为复杂,表现在侠客、武将、循吏三个方面,而循吏是其重要典型特征,从这一特征出发可以考证出卢道悦为其主要生活原型。吴敬梓熟知卢道悦生平事迹,将其作为书中人物原型符合其创作习惯和思想主旨,对这一原型进行改造并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亦充分展现其创作艺术。     

《中图法》传记类中列类和仿分问题探讨

本文分析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Ｋ８２５（中国）各科人物传”列类的情况、指出列类中的不合理处及修正办法，并对“Ｋ８１５（世界）各科总传的图书仿分问题进行探讨     

明代宗臣的循吏思想及其实践简

宗臣受《史记》、《汉书》影响，有浓厚的循吏思想。他所称颂的循吏具有四个特点；心忧社稷．以民为本；赈灾济民，抑制豪强；重儒宣教，以德化民；所去见思，死见奉祀。他在为官期间远仰汉代循吏的风采，近绍明代清官的轨迹，刚正清廉，品行高洁，将儒家的仁爱兼济思想和宣教化民的理念相结合，在短暂的仕宦经历中谱写了一曲精彩乐章。     

政平讼理：传统国家治理中的循吏司法及其现代启示——以汉代为中心

循吏是指“奉法循理”之吏，在国家治理中扮演“亦官亦师”的角色，承担着“养民”“教化”和“理讼”三重使命。司法是循吏在国家治理中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一任务广泛体现在“养民”“教化”和“理讼”三项活动之中。循吏司法不仅是理讼的过程，也是教化甚至养民的过程。汉代是中华法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代循吏的司法实践以“无讼”为价值追求，在理讼过程中多以“教化”为具体手段，注重把“国法”和“人情”结合起来，体现出“奉法循理”的风格，以此达到政平讼理的效果，实现以德化民的目的。汉代循吏司法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法律传统，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律与道德的共同治理，是“德法共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了有益的传统借鉴。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建

在商品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冲击下 ,文学面临着意义的流失与消解。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困境紧密相关的 ,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意义的探寻与重建 ,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理想的重新肯定 ,对现实中的物欲的批判性把握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重新认识。     

从原型角度看《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四个重要方面：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anima）和阿妮姆斯（animus）、自性（self）。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挖掘和分析《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悲剧有着其自身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和阿妮姆斯、自性等心理因素。     

从美语、英语差异看美语固有的活力

主要论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法运用、单词拼写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当代美语既保持英语传统又从传统中革新的特点。并从这些差异的分析上进一步论述美国英语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 ,语言由繁趋简、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格网 秩序 流派

揭示了格网的表现语言和操作图式 ,并结合实例分析了格网设计法在不同流派中的特殊表现。格网设计法以其科学化、秩序性以及丰富的创作空间超脱于众多的流派而经久不衰 ,对中国建筑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秋颂》

《秋颂》作为颂诗,表现了与传统颁诗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既不是委身于崇高而对崇高所发出的赞叹,也不是委身于神而对神的心灵顿悟,这是一种另类的崇高。一般来说,济慈的颂诗都存在着明显的顿悟时刻,既瞬间的幻觉伴随着瞬间的清醒。但《秋颂》是一个例外,它没有这样的转折。它是一场醒着的梦,是猜想的推演,是成功的移情,而不是一首纯粹的自然诗,一首现世的颂歌。     

教育的艺术原理

教育与艺术有本质的相通之处,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文章从教育的目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及教育的技巧三个层次分析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具有的艺术原理,尤其是对教育者提出了把教育当作一门人生艺术来从事的要求。最后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这一角度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实用主义偏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何理解、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概念的含义和表述的界定及其具体的分类认定,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尽可能从三个阶段的历史文献中查找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的所有依据,从而确认这个概念的产生、由来与发展;其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语词表述上解析其概念界定的语义学、相关术语比对及其与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的三个关键问题;再次,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申报工作实践中,就分类认定的过程,澄清一系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把握不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一步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