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18世纪在英国的翻译

《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传入欧洲的,也是18世纪唯一传入欧洲的剧作。它在18世纪的英国共有三个译本,都转译自法国神父马若瑟的法译本,是当时英国人了解中国戏剧和中国文化的途径之一。三个译本包含了译者对此剧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体现在译文的多个细节中,比如剧名和人名的拼写、标点符号的运用、用词的选择等。而且,同一个细节上,三个译本的理解和表达往往也各不相同。有的译者为了准确传达中国文化,还在他认为能体现中国文化但英国读者又不易理解之处添加了注释,对中国文化予以解释。在细读原文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赵氏孤儿》在18世纪英国的翻译情况,揭示了中国戏剧在18世纪英国的传播状貌。     

《赵氏孤儿》的欧洲变形——论欧洲启蒙时期对中国戏剧的发现与改编

介绍欧洲启蒙时期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在欧洲的传播和改编,分析了其三个改编本的特点和影响,说明了通过<赵氏孤儿>,欧洲人了解了中国的戏剧以及体现在戏剧中的政治与文化,并且促进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     

从顺应论分析《赵氏孤儿》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融合

元杂剧《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流传到国外的古典戏剧著作之一,伏尔泰将其改编为《中国孤儿》,推动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作为《赵氏孤儿》传播载体和媒介的改编作品《中国孤儿》,从改"家族斗争"为"文明冲突"、"忠于道义"与"忠于明君"并存、改"封建道德"为"理性启蒙"、改"悲剧结局"为"喜剧结局"四个方面,表现了对中国文化的顺应及中西文化的融合。     

《赵氏孤儿》研究六十年(1958—2018年)

1958年以来,《赵氏孤儿》研究呈现出由浅入深、由单一至多元的繁荣趋势。相关成果主要涉及故事源流、主旨思想、版本流变、当代改编、跨文化视域、后世祭祀等诸多领域。总结归纳这六十年研究情况,对未来继续推进《赵氏孤儿》的学术探讨具有积极意义。     

论纪君祥《赵氏孤儿》杂剧的南戏改编

著名的“赵氏孤儿”故事经过《左传》、《国语》等载录,到司马迁的《史记》,业已基本形成。最早把“赵氏孤儿”题材创作为戏曲的是元初的纪君祥。他的被誉为元人四大悲剧之一的《赵氏孤儿》杂剧,奠定了这一源远流长、传唱不衰的传统剧目的厚实的基础。纪剧之后,出现了这一剧目的众多的戏曲改编本。本文拟专论《赵氏孤儿》杂剧的南戏改编。     

元代南戏《赵氏孤儿记》的重要价值及版本源流

南戏《赵氏孤儿记》产生于元代后朝,是以元刊本杂剧《赵氏孤儿》为参照写定的。今存较完整的富春堂本、世德堂本《赵氏孤儿记》是从南戏向传奇过渡中的作品,这一点可以从其剧名和结构特点上看出。在今存赵氏孤儿报仇故事的几种南戏和传奇版本中,其出现的先后次序是:《九宫正始》收《赵氏孤儿》本、《风月锦囊》载《大全孤儿》本、富春堂本、世德堂本、传奇《八义记》。这些版本按其承继关系又可分为两个系统。     

五十年来国内《赵氏孤儿》研究回眸与反思

50年来,国内有关《赵氏孤儿》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深化和丰富了早期戏剧研究,由一元化逐渐走向多元化。研究范畴主要体现在历史学、传播学、文学、戏剧学四大领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版本比较、事实考辨、主题分歧、比较分析、西传问题五个方面。未来《赵氏孤儿》研究需要在加强史料考辨研究、转换比较研究维度和深入追问传播方式等方面更进一步。《赵氏孤儿》经典化的阐释和重释活动也许永远只是一个过程,它的终点和目标将永远向前延伸。     

世界文学史上的三大“中国潮”

自17世纪到20世纪中期世界文学史有三次大的中国潮：17-18世纪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与《图兰朵》、20世纪初中期的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禅宗诗流”进入欧美,在文学接受与改编创作等多种雏度产生巨大影响。这是欧美文学的一次重要转型,从中可以看出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进程中的思想与艺术贡献,正是在这种文学交流中,才真正实践了歌德与马克思所提倡的“世界文学”观念。作者从辩证理性层次进行阐释,认为东西方文学的互相融合是世界文学新阶段的主体标志。     

话剧《赵氏孤儿》（人艺版）的人物置换与主题转移

“赵氏孤儿”主题故事最早见于《左传》 ,后为多种戏剧 (戏曲 )作品展现 ,几乎每一次改编都赋予情节新的发展和变化。 2 0 0 3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话剧《赵氏孤儿》 ,人物、情节和主题的同时扩展在舞台表现上显示出某种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深层原因是情节的扩展与变化 ,外在表现为人物置换和与之相关的主题转移。     

视觉文化语境下文学经典的现代重构——以《赵氏孤儿》改编为例

在视觉文化语境下,大量的文学经典被改变成影视作品或其他的视觉艺术样式。这种改编既有经典的传承,也有现代性的重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通俗化倾向。《赵氏孤儿》在新世纪的改编有话剧版本、电影版本,还有其他电视剧、戏剧版本等。其中话剧版本和电影版本的改编既具有典型性,也具有创新性。这些改编通过改写矛盾冲突、淡化忠奸善恶、丰富人物形象,使之更趋于人性化、复杂化;通过改变故事主题,启发人们进行多元化思考。文学经典的现代重构既是文学创作规律使然,同时也是时代文化的深刻反映。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建

在商品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冲击下 ,文学面临着意义的流失与消解。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困境紧密相关的 ,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意义的探寻与重建 ,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理想的重新肯定 ,对现实中的物欲的批判性把握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重新认识。     

从原型角度看《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四个重要方面：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anima）和阿妮姆斯（animus）、自性（self）。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挖掘和分析《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悲剧有着其自身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和阿妮姆斯、自性等心理因素。     

从美语、英语差异看美语固有的活力

主要论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法运用、单词拼写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当代美语既保持英语传统又从传统中革新的特点。并从这些差异的分析上进一步论述美国英语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 ,语言由繁趋简、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     

格网 秩序 流派

揭示了格网的表现语言和操作图式 ,并结合实例分析了格网设计法在不同流派中的特殊表现。格网设计法以其科学化、秩序性以及丰富的创作空间超脱于众多的流派而经久不衰 ,对中国建筑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秋颂》

《秋颂》作为颂诗,表现了与传统颁诗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既不是委身于崇高而对崇高所发出的赞叹,也不是委身于神而对神的心灵顿悟,这是一种另类的崇高。一般来说,济慈的颂诗都存在着明显的顿悟时刻,既瞬间的幻觉伴随着瞬间的清醒。但《秋颂》是一个例外,它没有这样的转折。它是一场醒着的梦,是猜想的推演,是成功的移情,而不是一首纯粹的自然诗,一首现世的颂歌。     

教育的艺术原理

教育与艺术有本质的相通之处,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文章从教育的目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及教育的技巧三个层次分析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具有的艺术原理,尤其是对教育者提出了把教育当作一门人生艺术来从事的要求。最后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这一角度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实用主义偏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何理解、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概念的含义和表述的界定及其具体的分类认定,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尽可能从三个阶段的历史文献中查找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的所有依据,从而确认这个概念的产生、由来与发展;其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语词表述上解析其概念界定的语义学、相关术语比对及其与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的三个关键问题;再次,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申报工作实践中,就分类认定的过程,澄清一系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把握不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一步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