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祭祀中所见"三缘"伦理社会结构探微

西周祭祀中所见当时的社会结构主要基于血缘、人缘、地缘而建立。西周祭祀礼中的祖先神崇拜和差等祭祀礼仪反映出以血缘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结构;以祭祀为核心的盟誓制度则为人缘社会结构的缔结起了重要作用;祭祀圈的建立促使地缘社会结构的形成。     

黎锦筒裙人形纹研究

黎锦筒裙纹样是记录黎族社会历史的重要符号语言,其中蛙纹和人形纹是其核心纹样,黎锦筒裙人形纹包括蛙姿人形纹、具象人形纹和简化人形纹三种形式。人形纹是黎族早期社会祖先崇拜习俗的图腾表现形式,它所体现的内涵包括对人自身的崇拜、血缘崇拜、英雄崇拜等,从中可见早期黎族社会从图腾崇拜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的进程。     

疑神宗教与人伦理性--从"祖先崇拜"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关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对精神世界影响最深远的宗教应该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家庭宗教 ,家庭宗教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 ,崇拜的对象是自己的祖先。在周礼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 ,人们对鬼神持怀疑态度 ,在祭祀活动中视鬼神为“如在” ,这种宗教因此是一种疑神的宗教 ,在宗教活动中表现出自竭其诚的特点。这种宗教倾向使人们的精神生活转向此岸 ,在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中寻找寄托。     

敖包祭祀与草原文化

敖包和敖包祭祀是蒙古族传统信仰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北方草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态文化遗存,是一种集原始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萨满教、佛教信仰和现代文明等多元文化因素为一体的复合性文化载体。自古以来,敖包祭祀对草原族群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的加强,草原文化共性特征的形成起到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三星堆青铜直目人面像的历史文化意义研究

由巴蜀古吏和古蜀族群的相关神话，可以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直目人面像是人类对远古时期特殊历史阶段的记忆，是神话、历史和宗教的混合物，既是对烛龙神话和蜀王传说的历史记忆，也是原始图腾和宗教祭祀的遗沉，融合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多重文化内涵，在以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为主旨的同时，又保留了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某些原始意味，展示了人类从自然崇拜向拟人形态的社会神崇拜过渡的中间形态所应有的特点。     

论云南省的民族竹文化

本文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详细论述了云南地区的民族竹文化，认为民族竹物质文化主要体现在竹建筑、竹食品、竹服饰、竹制交通工具和设施、竹器物、竹乐器、竹制生产工具等方面；民族竹精神文化主要由竹崇拜（竹图腾崇拜、竹生育崇拜、竹祖先崇拜、竹自然神灵崇拜、竹巫术崇拜）、竹民俗（竹婚俗、竹丧俗、竹节日习俗）、竹歌舞、种竹护竹习俗等构成。     

神道设教——论古代帝王的宗教职能与祭祀文学的核心特征

传说时代的古代帝王被赋予了贯通天地鬼神的世袭神性,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绝地天通”是上古信仰领域的重大事件,标志着巫现沟通天地的本领为统治者所独占,原始普泛性的巫术文化发展为祭司文化;以天地鬼神崇拜为代表的郊祀庙享成为夏商周三代以来“国家宗教”的核心,包括天帝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及相应仪轨,而根植于血缘宗法观念之上的祖先崇拜更具有现实功利性.汉—唐国家祭祀制度受到原始巫教、谶纬神学、佛道二教的深刻影响.诗歌与乐舞为上古祀神仪式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承担着“通天地”的使命,《诗经·周颂》大部分为“史巫祝宗”之辞,为仪式用语.上古时代形成的国家祭祀形态对汉—唐国家宗教的确立与沿续具有规定性和约束力,郊庙歌辞与乐舞一起服务于降神、娱神的需要.     

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     

道教闾山派与客家祖先崇拜亦畲亦汉混融特质

祖先崇拜是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考察客家祖先崇拜的特点不难发现,客家祖先崇拜除了具有汉族祖先崇拜如注重风水、注重丧葬祭祀等特征之外,还具有祖先与法师合一、婆太崇拜盛行等畲族少数民族的特点。考究其原因,闾山教在此区域的传播强化了畲族的族群文化,畲族的族群文化的特点也为闾山教在此区域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二者相得益障。与畲族共居此区域的本属汉族的客家人,其文化与畲族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畲瑶等少数民族和汉族融合的结果,使客家文化呈现亦畲亦汉的混融特质。当然,畲族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客家文化的影响,但这并非本文的主题所在。在畲客互动的过程中,闾山教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地缘和血缘之间:祖神与“会馆”模式祠堂的建构

在我国民间信仰中,将祖先奉为神明或将神明认为祖先的宗教现象比较常见,本文称之为祖神、祖庙。另外,还有颇具特色的一类祖庙:会馆模式的祠堂。在明清传统中,同乡商旅建立会馆,主殿一般都供奉具有代表性的家乡神明,而四周则摆放同乡的牌位。祖庙的思维方式类似于会馆,主殿供奉祖神,而四周摆放牌位。这类宗教现象,反映出地方信仰组织构成在地缘与血缘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建

在商品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冲击下 ,文学面临着意义的流失与消解。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困境紧密相关的 ,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意义的探寻与重建 ,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理想的重新肯定 ,对现实中的物欲的批判性把握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重新认识。     

从原型角度看《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四个重要方面：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anima）和阿妮姆斯（animus）、自性（self）。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挖掘和分析《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悲剧有着其自身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和阿妮姆斯、自性等心理因素。     

从美语、英语差异看美语固有的活力

主要论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法运用、单词拼写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当代美语既保持英语传统又从传统中革新的特点。并从这些差异的分析上进一步论述美国英语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 ,语言由繁趋简、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     

格网 秩序 流派

揭示了格网的表现语言和操作图式 ,并结合实例分析了格网设计法在不同流派中的特殊表现。格网设计法以其科学化、秩序性以及丰富的创作空间超脱于众多的流派而经久不衰 ,对中国建筑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秋颂》

《秋颂》作为颂诗,表现了与传统颁诗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既不是委身于崇高而对崇高所发出的赞叹,也不是委身于神而对神的心灵顿悟,这是一种另类的崇高。一般来说,济慈的颂诗都存在着明显的顿悟时刻,既瞬间的幻觉伴随着瞬间的清醒。但《秋颂》是一个例外,它没有这样的转折。它是一场醒着的梦,是猜想的推演,是成功的移情,而不是一首纯粹的自然诗,一首现世的颂歌。     

教育的艺术原理

教育与艺术有本质的相通之处,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文章从教育的目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及教育的技巧三个层次分析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具有的艺术原理,尤其是对教育者提出了把教育当作一门人生艺术来从事的要求。最后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这一角度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实用主义偏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何理解、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概念的含义和表述的界定及其具体的分类认定,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尽可能从三个阶段的历史文献中查找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的所有依据,从而确认这个概念的产生、由来与发展;其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语词表述上解析其概念界定的语义学、相关术语比对及其与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的三个关键问题;再次,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申报工作实践中,就分类认定的过程,澄清一系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把握不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一步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