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巫蛊习俗述略

隋唐以后,巫蛊主要在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中流传,并深刻影响着当地人们的生活及宗教活动,同时也产生了大量与巫蛊有关的习俗。至明清以后,由于巫蛊的持续猖獗和医药的进步,民间中与放蛊、解蛊有关的习俗,才在巫和医的观念下,渐渐获得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苗疆巫蛊蠡探

苗疆骇人听闻的放蛊术, 是父权制取代母系制后,体现女性抗争意识的一种“恋爱巫术”,蛊妇是随着母系制的终灭及宗教领域男性巫师价值定位的完成而由女巫类别中退化、演绎成的一种亦人亦巫、非人非鬼的异化形象。“蛊妇之害甚于鬼神”之谬说播传, 缘于苗民鬼神崇拜与巫术信仰的聚合力、男性巫师的意志显现及封建统治阶级“以夷制夷”政策的影响。     

有科学含量的“巫术”——湘西“放蛊”

在外界，人们往往只以为湘西女人才会放蛊，也只以为湘西苗族才会放蛊。实际上，湘西的土家族、苗族，湘西的男人女人都有会放蛊的。由于外界的一些民俗专家，根本不懂湘西的民风民俗与人情世故，把湘西的放蛊说成是装神弄鬼的迷信，描写得极为阴森恐怖，     

论放蛊和防蛊治蛊习俗

放蛊这种黑巫术，是中国古老的民间方术之一，由于种种原因，历代屡禁不止；至今也还有人相信它，或者对之心存疑虑。为了抵御放蛊巫术的侵害，在民间出现了许多防蛊治蛊的方法，形成了一些民俗。其实，什么是蛊，如何放蛊，许多相信蛊术的人心里并不明白。本文指出，放蛊巫术的盛衰与经济文化的盛衰恰成反比，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放蛊巫术逐步衰落并最终将完全彻底地成为历史的陈迹。     

论“蛊”与法

“蛊”的问题长期困扰人们,到底有蛊无蛊,蛊与法的关系到底怎样,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蛊”的习俗及介绍放蛊的文章,已有很多见诸报刊,但专门论述“蛊”与法的关系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谨就此问题进行一点探讨。     

从谚语看巫蛊——以黔东南苗谚为例

谚语往往揭示社会生活的另一面真实.本文通过有关巫蛊的苗族谚语的分析,指出巫蛊信仰是不同血缘群体认不同的标识和界限,是平均共事机制对稀有资源、等级制度的控制方式,是心理不平衡的文化表达,是对异质事物的拒绝、抵抗与指责.对外是弱势群体自我保护的防范制度(指责外人存在鬼蛊),对内是更弱势群体的标签,替罪羊的对象,缓解社会紧张的网门.总之,巫直成了苗族社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成了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工具.     

傣族文化分类下的“琵琶鬼”现象解读——以西双版纳傣族为例

琵琶鬼是傣语恶鬼的意思,傣族人认为它会带来疾病和灾祸,因此常常驱逐琵琶鬼。作为一种文化事项,它与南方其他少数民族中的鬼蛊话语有共性,也有区别。它的存在是傣族鬼神信仰的一种体现,在最初面对不可知的疾病造成的恐慌中充当了疟疾的替罪羊,后其话语逐渐与权力结合,琵琶鬼被不断污名化。从其成因要素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傣族的文化分类。     

从“替罪羊”现象看社会紧张的缓释

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巫蛊是对社会紧张的一种缓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有蛊者成为消除社会紧张的“替罪羊”。有蛊者与无蛊者因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下而成为隐秘的“合作者”，维护的是所处社会的权力认知体系。有蛊者多半为女性这一事实，阐述的还不是男女两性角色模式，根本上是人们对女性与神灵间关系认知的表达。当然，这样的认知很容易被当权者--主要是男性所利用，而在演变方向上清晰地指向两性的社会差异。     

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宗教心态

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宗教心态指以宗教信仰构筑的对日常交往的反应方式和反应态度,由宗教的价值取向心态、宗教的思维方式心态、宗教的行为模式心态构成,具体表现为:与人交往的虔诚心态、与人交往的严肃心态、与人交往的健全心态、与人交往的礼仪心态.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宗教心态的形成源于宗教环境、宗教信仰、宗教社会功能的影响,其中宗教信仰的影响最大,这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帮助西北少数民族形成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来自宗教,但是一旦与日常交往的心态相结合,就会影响人与人之间、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体现宗教的社会功能.     

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

科学领域里所讨论的对象是手段,而目的的境界则超越科学,这叫做智慧。只要在文化结构里,在人们的意识里,科学与智慧并没有调和一致,科学的实际应用并没有严格服从正确的道德意志和人生的真正目的,我们就不可能确信明日世界里的和平、自由与尊严。资本主义的文化使个人开始能获得对物质自然的巨大征服。然而,这时代的人既没有“本体现”的思想,也没有“热情”。目前危机中最骇人的征候是,我们对于自己保卫的价值所依据的原则失去信仰和信心。在“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严重幻灭和反人道主义的罪恶经验之后,这世界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神为中心的”或完整的人道主义。我们文明的一般异教化的结果使人把希望只寄托在武力和仇恨上,可是从完整的人道主义看来,只有被爱所鼓舞的政治理想才能指导社会起死回生的工作。人都具有人之为人的尊严,这尊严是社会利益的前提,是社会为其自身起见必须尊重的;每个人都享有一定基本权利和承担一定基本义务;而阶级偏见和种族歧视却成为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侮辱,也成为对和平的根深蒂固的威胁。正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处在生死关头,我们就被逼得要重新发见一个为之而生并为之而死的信仰。我们祖先寻求一个一生奉行的信仰是对人的信仰,可是[现在〕我们失去了对人的信仰。如果对人的信仰是建立在超人的信仰上,它就会再生,对人的信仰是被对上帝的信仰救下来的。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建

在商品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冲击下 ,文学面临着意义的流失与消解。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困境紧密相关的 ,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意义的探寻与重建 ,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理想的重新肯定 ,对现实中的物欲的批判性把握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重新认识。     

从原型角度看《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四个重要方面：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anima）和阿妮姆斯（animus）、自性（self）。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挖掘和分析《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悲剧有着其自身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和阿妮姆斯、自性等心理因素。     

从美语、英语差异看美语固有的活力

主要论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法运用、单词拼写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当代美语既保持英语传统又从传统中革新的特点。并从这些差异的分析上进一步论述美国英语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 ,语言由繁趋简、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     

格网 秩序 流派

揭示了格网的表现语言和操作图式 ,并结合实例分析了格网设计法在不同流派中的特殊表现。格网设计法以其科学化、秩序性以及丰富的创作空间超脱于众多的流派而经久不衰 ,对中国建筑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秋颂》

《秋颂》作为颂诗,表现了与传统颁诗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既不是委身于崇高而对崇高所发出的赞叹,也不是委身于神而对神的心灵顿悟,这是一种另类的崇高。一般来说,济慈的颂诗都存在着明显的顿悟时刻,既瞬间的幻觉伴随着瞬间的清醒。但《秋颂》是一个例外,它没有这样的转折。它是一场醒着的梦,是猜想的推演,是成功的移情,而不是一首纯粹的自然诗,一首现世的颂歌。     

教育的艺术原理

教育与艺术有本质的相通之处,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文章从教育的目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及教育的技巧三个层次分析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具有的艺术原理,尤其是对教育者提出了把教育当作一门人生艺术来从事的要求。最后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这一角度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实用主义偏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何理解、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概念的含义和表述的界定及其具体的分类认定,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尽可能从三个阶段的历史文献中查找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的所有依据,从而确认这个概念的产生、由来与发展;其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语词表述上解析其概念界定的语义学、相关术语比对及其与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的三个关键问题;再次,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申报工作实践中,就分类认定的过程,澄清一系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把握不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一步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