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架阁库纵览

档案机构架阁库始设于宋太宗至道元年（９９５年）。宋代从中央机关到地方官府普遍设立。元、明二代沿袭架阁库制度。《大清会典》和部分地方志书证明,清代大部分行省也沿袭了架阁库制度。架阁库制度沿袭千年的原因在于：统治者需要档案;档案数量繁多,需要集中保管;架阁库有一套成功的管理方法可以继承。架阁库制度的连续性反映出中国古代档案工作的高水平     

试论宋代档案保管技术与方法的创新

为适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宋代加强了档案的保管.在保管技术上有发展和创新,集中表现在皇帝档案馆的出现,全国各级地方官府集中收贮保存簿籍案牍的架阁库的普遍设立,档案保管制度的完备及法制化的规定,档案防蠹技术的创新,统治阶级在制度上对官府文书的书写材料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等,并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严密的档案保管制度.宋代的档案保管技术是我国封建社会档案保护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对明清档案保管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架阁库问题探究

架阁库出现于北宋时期,并得以广泛应用,其在保管档案方面的卓越性彰显出档案工作在宋代的发展与进步。该机构的普遍设立对于档案工作的良性推动还有赖于相应的配套内容,故其作为一种制度而为后世所沿袭。宋元明清乃至于金这些朝代对于架阁库制度的运用,都昭示着该问题研究的必要性,我们需要鉴往知来,系统了解架阁库制度的诸多内容,从而把该问题的研究推向纵深。     

萨都剌年谱(续)

本年八月,萨都剌北上赴京,由南行台掾史,调任燕南照磨。萨都刺《溪行中秋玩月》序云:“御史台奏为燕南架阁官”,萨都刺又有《余新除燕南照磨蒙大名文济王赐采段二端赋诗以谢》,或云架阁官,乃因照磨兼架阁库官。《元史,百官志》:肃政廉访司照磨兼管勾一员,正九品,管勾即架阁库官。萨都刺北上赴任已在八月,故《送观志能分得君字韵志能与余同榜又同南台从事考满北归》一诗有“八月中秋别,三年此日分”之句;其《同御史王伯循时除广东佥事     

山西方志所记元代震后建筑的损毁与重建

元代山西地震频次空前提升,期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8级巨大地震,对建筑的损毁颇为严重。山西各地方志记载了大量受损的建筑,包括元代山西全部建筑种类。有元一代,民间和官府不断对受损建筑进行修缮。在重修过程中,由于建筑不同的使用性质和功能,结合纷繁的信仰体系,民间和官府既各有侧重,又时有互动,共同参与部分建筑的修建。重修者不同的身份体现了元代社会等级制度和地方官府的四等结构。     

宋代非商品酒的生产和管理

两宋时期实行酒类专卖制度,其目的在于由国家最大限度的垄断酒课征收.因而宋封建国家不仅干预商品酒的生产、销售和分配诸环节,而且对非商品酒的生产和使用也实行严格的管理.本文拟就宋代非商品酒的生产和管理作一初步探索,不妥之处,敬请指正.一 官府酿造的非商品酒官府酿造非商品酒又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种情况.中央主要是专指宫廷皇室祭祀、宴飨饮用的法酒和供御酒,这些酒是由法酒库和内酒坊生产的,南宋时期则称为内酒库和甲库.地方则是由州军府一级官府按规定酿造的公使酒.下面先说中央官府酿造的非商品酒.     

蒙元时期的灾荒与灾荒赈济

元代是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于蒙古军队本身的军事实力可以说是站在了时代巅峰，所以元代也顺理成章的拥有着远超历代、空前辽阔的疆域。但是在拥有广袤领土的同时，蒙元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元代的统治者虽然来自游牧民族，但是官府对救荒也较为重视，元代统治者在继承前代救荒经验的基础上，施行了一系列的救荒措施，有些还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周礼》中财用物文书制度阐微

财用物文书是《周礼》所言记载国家财用物出入情况的"要会",是周王室了解国廪、国库积储的主要依据。为此,周代建立了财用物文书制度:首先规定对出入的财用物要进行辨物、定贾、书眀、玺封和登记,目的是以制度的形式把住财用物的出入关;其次确立财用物文书上报制,要求官府每旬终、月终、年终、三年之时计报财用物账目,经考校对"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目的是以赏罚制约束官府和官吏,以保障财用物文书的真实准确和国家廪库的充盈;另外限定了收受财用物文书的官府和收受的方式。此制度的制定对周代统治邦国、治理官府、节财用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释元代“警迹人”

"警迹人"一词在元代文献中常见,<汉语大词典>及<元语言词典>对其解释均不够准确."警迹人"是指元代那些被官府纳入视线,实行重点管理和控制的民众.这些人可能有过前科受过刑罚(如刺字),也可能仅仅是因被政府怀疑而受监控."警迹人"制度在现代并未完全消失,其名称已改为"重点人口管理",由公安部门负责实施.     

土司制度及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

土司制度由元代以前的羁縻治策演变而来,是对羁縻治策的重要发展。土司制度实现了施治地区社会关系的有效整合,使封建王朝的统治在蛮夷地区得以深入,并初步解决了封建王朝经营边疆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土司制度培养了土司及所辖夷民对王朝的忠诚,促进了边疆同内地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造成南方少数民族性格的改变。一些人循规蹈矩,惧怕朝廷、官府与汉官,另一些人则擅长搪塞或欺骗官府,甚至凭借土职及土军割据自雄。土司制度及其文化影响深远,对这一重要的历史遗产应予以深入研究和总结。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建

在商品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冲击下 ,文学面临着意义的流失与消解。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困境紧密相关的 ,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意义的探寻与重建 ,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理想的重新肯定 ,对现实中的物欲的批判性把握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重新认识。     

从原型角度看《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四个重要方面：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anima）和阿妮姆斯（animus）、自性（self）。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挖掘和分析《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悲剧有着其自身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和阿妮姆斯、自性等心理因素。     

从美语、英语差异看美语固有的活力

主要论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法运用、单词拼写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当代美语既保持英语传统又从传统中革新的特点。并从这些差异的分析上进一步论述美国英语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 ,语言由繁趋简、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     

格网 秩序 流派

揭示了格网的表现语言和操作图式 ,并结合实例分析了格网设计法在不同流派中的特殊表现。格网设计法以其科学化、秩序性以及丰富的创作空间超脱于众多的流派而经久不衰 ,对中国建筑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秋颂》

《秋颂》作为颂诗,表现了与传统颁诗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既不是委身于崇高而对崇高所发出的赞叹,也不是委身于神而对神的心灵顿悟,这是一种另类的崇高。一般来说,济慈的颂诗都存在着明显的顿悟时刻,既瞬间的幻觉伴随着瞬间的清醒。但《秋颂》是一个例外,它没有这样的转折。它是一场醒着的梦,是猜想的推演,是成功的移情,而不是一首纯粹的自然诗,一首现世的颂歌。     

教育的艺术原理

教育与艺术有本质的相通之处,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文章从教育的目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及教育的技巧三个层次分析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具有的艺术原理,尤其是对教育者提出了把教育当作一门人生艺术来从事的要求。最后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这一角度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实用主义偏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何理解、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概念的含义和表述的界定及其具体的分类认定,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尽可能从三个阶段的历史文献中查找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的所有依据,从而确认这个概念的产生、由来与发展;其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语词表述上解析其概念界定的语义学、相关术语比对及其与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的三个关键问题;再次,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申报工作实践中,就分类认定的过程,澄清一系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把握不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一步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