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的制度建构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利益优位观、犯罪中心主义的刑事法学观、惩罚犯罪的国家责任观的影响,造成刑事执行中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严重不足。虽然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可能会产生一些弊端,但与其获得的利益相比,这些弊端都处于次要的地位。为了充分发挥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之利,抑制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之弊,应当从被害人的知情权、陈述意见权、监督权、查询权、获得赔偿权等方面予以权利建构,以及从被害人参与社区矫正的决定、执行、变更、终止等过程予以程序设计。     

试析诺齐克的个人权利理论

诺齐克主要从个人权利的获取、个人权利的转让以及对个人权利的矫正这三个方面阐释了个人权利理论。在诺齐克看来，个人拥有的权利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排他的，并且，个人对其拥有的权利享有很强的自由裁量性。批评者们通常认为，由于诺齐克的个人权利理论缺乏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所以，他不仅没有为我们展示出一个完全清晰的、能够得到充分辩护的权利观念，而且亦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有足够说服力的权利获取以及矫正的原则。     

少数民族罪犯权利保护问题探究——以宗教对青海藏族罪犯矫正与权利保护的影响为视角

少数民族罪犯的权利保护兼具民族与罪犯双重敏感因素,是人权保护中备受关注的问题.而少数民族大都虔诚地信奉着自己的宗教,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的价值观、风俗习惯乃至生活习惯和性格的形成影响重大,进而使少数民族罪犯的权利保护具有自身的特点.监狱在少数民族罪犯矫正过程中采取何种手段和方法,既能实现罪犯矫正目的又能保护罪犯应有权利,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该文试图从宗教信仰对青海藏族罪犯矫正与权利保护的影响入手,分析其存在的问题,阐述对少数民族罪犯权利保护的思考.     

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人权及其保障

正视和保障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人权,不仅充分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顺应了国际人权发展的理念,同时也有利于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健康发展,促使其早日复归社会。我国社区矫正试点至今,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日益突显,尤其是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人权方面存在权利无保障、救济途径匮乏等诸多问题,致使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遭遇不少困境。建议通过建立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教育基地、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进行心理矫正、公权机关进行监督及保障等举措来保障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人权。     

社区矫正立法化研究

社区矫正作为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的一种模式, 早已或正在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从立法的角度研究, 国外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的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较为发达, 在对其做简要考察的基础上, 对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现状进行分析并具体提出一些立法上的建议: 1) 对目前社区矫正的定性应拓宽, 社区矫正立法应成为一个在纵向和横向上立体化、多元化的法律体系; 2)建立相应的矫正对象分类机制, 确立新的社区矫正适用标准; 3) 应该明确矫正对象的权利和矫正工作者的权力界限; 4) 合理化惩罚体系, 将惩罚方式和矫正相衔接, 矫正型惩罚方式优先。     

包容性视角下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

农民工文化需求从公民权的解释中获得了合法性基础,保障农民工享有和城市市民同等文化权利是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及其市民化之前提。传统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在空间、范围和内容等方面的封闭性与排异性,造成公共文化服务和管理体系"短路",农民工文化生活荒漠化。从公民文化权利的角度考量,城市社区被赋予更强的吸纳与整合的包容性治理功能,以常住地街、区级行政为主导,社区为平台,协同社会组织参与,是城市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权利观变迁及其启示

从权利观念变迁的视角出发,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工具性权利观阶段,第二个是个体化权利观阶段,而个体化权利观阶段又可以被划分为意志论的权利观阶段和利益论的权利观阶段。不同的权利观反映了其所属阶段的社会生活状态,并将这种状态通过权利话语表达在法律体系中。权利观变迁的背后是在形塑主体性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变化,而权利冲突、权利滥用现象的普遍化所表征的利益论权利观的失灵恰恰源自主体在追求利益时对自身的遗忘。发展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法治实践的共同体权利观是解决权利冲突、权利滥用问题,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可行路径。     

论人类基因的权利主体

人类基因是一种高价值、高风险,具有物质和信息双重属性的物品,其权利主体的确定异常复杂.就现有情况分析,关于人类基因主要存在四种权利主体象征性的集体所有者--全人类;法律上的集体所有者--国家和地方政府;资源提供者--个人、家族和社区;资源利用者--社会组织.     

修复性司法的理念及制度背景

修复性司法已经成为当前刑事领域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的方向之一,对于我国和谐社会构建及司法改革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其兴起具有犯罪原因论演变、刑罚观转变、刑法谦抑原则需求、调解制度兴起、社区矫正理论勃发、重整羞耻理论和被害人权利运动等理念转变及制度变迁的基础。     

论物业纠纷中业主权利的立法保护——从畅通业主权利救济的路径谈起

中国业主自治之路发展坎坷,业主权利常被侵犯而维权之路艰辛.现阶段,强制设立业委会、设立物业纠纷仲裁机构和强化政府对物业的监管和对社区的引导将会极大地提高对业主的保护力度.从各层面赋予业主充分的权利,并畅通权利救济途径,业主自治方能健康发展.     

论物业纠纷中业主权利的立法保护——从畅通业主权利救济的路径谈起

中国业主自治之路发展坎坷，业主权利常被侵犯而维权之路艰辛。现阶段，强制设立业委会、设立物业纠纷仲裁机构和强化政府对物业的监管和对社区的引导将会极大地提高对业主的保护力度。从各层面赋予业主充分的权利，并畅通权利救济途径．业主自治方能健康发展。     

关于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由于受重刑观念和报应刑思想(主义)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较少选择适用社区矫正刑,这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社区矫正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应完善相关方面的立法工作,确立“慎用监禁刑”或“社区矫正惩罚方式应被优先考虑”原则;设置专门的审判机构和社区矫正机构,建立缓刑和假释前调查制度,设置社区矫正工作检察监督机构。     

证明责任正置分配标准小议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正置是通常情况下证明责任分配的普遍方式,其以要件事实分类说为基础,根据法律要件的分类将诉讼待证事实分为权利主张事实和权利抗辩事实,权利主张者对权利主张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权利抗辩者对权利抗辩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此外,在证明责任正置分配中还应注意:否认事实者不承担证明责任;主张与抗辩都不能证明时主张者承担证明责任;同一诉讼阶段只存在一个特定的证明责任,不同的诉讼阶段可能存在不同的证明责任。     

论法定权利实现的困境及其根源——以农村丧偶老年人结婚权实现为例

权利有自然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三种形态,从自然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再从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是权利运行的完整过程,而在目前的权利研究中,关注前一转化者多,讨论后一转化者少。但通过对农村丧偶老年人结婚权实现过程的考察可知,法定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因权利主体放弃主张而遭遇实现难的困境,因为权利实现需要支付必要的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但很多权利主体在其法定权利实现过程中都会遇到无力或不愿支付经济成本、无法突破文化障等情况,致使其法定权利因经济和文化阻却而不能顺利实现。     

我国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机制的检视与创新

自2003年我国社区矫正开始试点以来,很多地方将现代助人事业的社会工作运用其中,这是社会管理的一大创新,业已产生了积极作用.但现今,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仍存在问题,如职业制度生成空间不足,矫正工作者专业水平低,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法制和制度建设滞后等,影响了社区矫正的实际效果.可从扩大社会工作参与渠道,完善专业机构运行机制,健全矫正社工职业制度和加快专业立法等方面,探索构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长效机制.     

社区矫正对象社会网络排斥的成因探析——以上海市为例

2003年7月,源于西方的社区矫正制度正式出现在中国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社区矫正的目的是在社区中矫正犯罪人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地回归社会。然而,现实中的社区矫正对象在多个领域都会遇到被社会排斥的现象,这已成为社区矫正制度目标实现的阻滞因素。其中,社会网络的排斥是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在社会网络排斥的成因中,身份地位是社区矫正对象遭到社会网络排斥的根本因素,经济限制是社区矫正对象遭到社会网络排斥的加深因素,面子问题是社区矫正对象遭到社会网络排斥的文化因素。除此之外,个人的私利、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等也会成为社会网络排斥的个别因素。     

制度设置与运行状态的异化——对W市社区组织与政府部门权利关系的调查与分析

W市社区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理顺政社关系,明确政府部门与社区组织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通过调查发现W市社区组织与政府部门权利关系实际运行状态仍然是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运行状态与制度设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所固守的垂直行政管理体制和思维行为模式,导致了制度设置仅仅停留在文字里面而没有落实到实际中.因此,社区建设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双重松绑";另一方面要大力发育社区自组织,改变人们已有传统思想和观念,通过组织化的途径,培养居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将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诉求"相结合,共同推动社区体制改革.     

诺齐克权利理论探析

持有正义论是诺齐克为区别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而提出的 ,包括获取原则、转让原则和矫正原则 ,其核心范畴是权利概念。诺齐克强调个人的自我所有权 ,强调对物、对利益的财产权 ,认为权利是超越于其他任何道德考虑的绝对的价值取向 ,但它不是一个必须最大程度实现的目标 ,而是一种对任何行为都有效的道德边际约束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已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目前我国正处于试点阶段,刑罚观念的落后、相关法律的缺位以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的短缺严重制约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因此,转变刑罚观念,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以及培养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是社区矫正制度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证。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建设——以刑事禁止令的执行为视角

2011年,刑事禁止令制度在我国刑法中得以确立,但实践中存在着矫正队伍缺乏,矫正制度简单、笼统,思想文化建设缺位等问题.借鉴发达国家社区矫正制度的成功经验,我国应不断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如大量使用电子监控,实现信息共享,加快建设矫正者志愿队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