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官的组织人口学研究（1830—1911）

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缙绅录（CGED-Q JSL）中文官的纵向关联记录揭示了19世纪清代文官整体的职业动态。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清代官僚系统的总体情况就像一个当代的大型组织,文官离职率在任职的第一年内很高,然后下降,之后趋于稳定。19世纪下半叶,官员的离职率整体下降,但于清末十年中上升。官员离职率下降导致拥有功名的候缺待补官员群体谋求仕途和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不断减少。同时,异途官员的人数不断增加,加剧了官场竞争。不同类别、品级官员的职业动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尤其是高品级官员的离职率对清代后期的官场平衡具有深刻影响。清代文官的职业动态一方面揭示了清代文官组织人口学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为解释清代特定官员群体或特定时期的官员个案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地方治理与人力塑造——试论抗战时期广东省新县制的实施与干部训练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基于“抗战建国”的需要推行新县制,而干部缺乏严重。为此,中央政府要求各省进行短期的干部训练。广东省奉令迅速举办,但是在开展此项工作的过程中并没有改变一贯的强制性的做法,其利用干部训练来推行于己有利之政策有余,而根据干部训练自身规律进行建设,完善人事行政解决干部人事和整饬吏治问题的工作则明显不足。结果是不能充分发扬干部主人翁的积极性服务于抗战和新政。由于干部训练成效不彰,造成新县制实施的人力资源匮乏,甚至吏治腐败,政风恶劣。这表明国民政府基层政治现代化程度依然薄弱。     

三民主义入宪探析——从“吴氏宪草”到《中华民国宪法》

1933年吴经熊以个人名义发表《吴经熊氏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其中的第一条规定,引起了争议。①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中该条并未作任何改动,再次招致激烈批评。耽于抗战,该草案未正式通过。1946年重新修订宪草时,经过多方角力,最后达成妥协,该条更改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宪草第一条所引起的争议以及最后的改动反映了各党派以自身立场为出发点的利益考量,也折射出社会各界对民主宪政的普遍期待以及对防止重蹈专制独裁之路的高度警觉,同时还体现了时人对国民党党治的不满以及对三民主义的不信任。     

20世纪30年代“复兴农村副业”主张简论

＂复兴农村副业＂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日趋衰退背景下诸多复兴农村经济方案中逐渐高涨的一种主张。持论者基于当时中国面临严重国际国内危机大环境下对农村副业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复兴农村副业继而复兴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方法与途径,阐述了农村副业复兴的重要意义,反映了时人强烈的人文关怀。＂复兴农村副业＂的主张对解决当今＂三农＂问题有一定参考与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无奈妥协——以湖北官钱局产业争夺为中心的考察

湖北官钱局是清末时期规模庞大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在其鼎盛时期,对湖北地方经济发展作用显著。辛亥之后,国民政府与湖北省政府围绕其产业的争夺逐步展开,国民政府先后两次宣布将湖北官钱局收归中央,湖北省政府亦两次抗议要求归还。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合作与冲突。最终双方相互妥协,湖北官钱局被有条件地归还地方。     

学术史视野下近代中国土地征收思想的演进

近代中国征地思想伴随着晚清土地所有权观念的产生及在法律中的实践而逐渐被人们接受,并随着世界征地思想的发展而演变,经历了一个由纯粹法理上的引入到实际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过程。在学者和政府的共同推引下,学界形成了一个对征地制度及其运行实践的精神、学理、原则、条文内容进行阐释的研究体系。     

位卑未敢忘忧国——读陈兰彬致朱学勤手札九件

陈兰彬致朱学勤手札九件,写于1869年春至1871年初秋之间。手札内容涉及陈兰彬在此期间的行止和思虑。前者包括其在直隶治河、赈灾、清理积案,而反对“练军”和兴办练、保甲。后者包括其对广东、云南问题的看法,对全国官员队伍杂乱、官场风气败坏的批评;尤其是对国际大局、中国危机的认识,及其尽快开发、经营台湾的主张。凡此说明,陈兰彬此时虽然官员卑微,但能不计个人荣利,兢兢业业,实心办事,其思虑和建议也切中肯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展览会之社会动员探析

抗战时期,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落后的经济文化现状和坚持持久抗战的要求,是边区政权举办展览会的主要动机。中国共产党利用举办展览会的机会,从展览会的筹备到组织展出以及展后的总结表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动员,有力地配合了边区当时的中心工作,推动了边区社会的发展。     

论中国宪政发展之路——以清末“满族内阁”向“完全责任内阁”之嬗变为例

在短短的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清廷相继组建了“满族内阁”、暂行内阁以及袁世凯的“完全责任内阁”,三者相继经历了流产、早产、夭折再到消亡的过程.它们的相继嬗变是近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的必然,是民主对专制否定逐步加深的结果,是超前与失序时代的产物,在结构设置及其人员安排等方面具有渐趋于西方责任内阁的发展势头.虽然前两者所移植的民主成分甚少,但却是逐渐增多的,其嫁接的程度也是逐渐加深的.清末责任内阁的嬗变过程不仅是中国宪政发展之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为当今宪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