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超对接”在内蒙古特色农产品流通中的应用分析

随着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大型连锁超市的蓬勃发展,超市成为居民选购农产品的主要渠道,促使“农超对接”成为农产品流通渠道的趋势.在内蒙古特色农产品“农超对接”的实施中,应遵循“超市+合作社”的模式,带动农产品产业化、标准化和社会化,同时注重保护农户的经济利益,通过政府扶持,保障“农超对接”顺利开展.     

“农超对接”中的委托代理问题研究——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为例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针对“农超对接”中超市为确保农户提供高质量安全农产品,对农户实施参与和激励约束的问题,建立模型并利用库恩—塔克条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以超市为主导的“农超对接”模式中,若要满足农户参与和激励约束,则超市收购高质量安全农产品与其他采购商收购低质量非安全农产品的价格差额,加之超市对农户种植农产品的单位投资补贴之和,应该等于农户种植高低质量两类农产品的单位成本差额;同时若农产品质量检测不合格对农户施加的边际惩罚额应等于超市进行质量安全检测的边际成本。并据此提出建议,为保障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进一步推广和实施“农超对接”提供参考依据。     

“农超对接”供应链的质量控制与治理模式

“农超对接”(Alliance of Agriculture and Supermarkets) 供应链是一种以超市为载体和平台,小规模农户进入现代超市连锁销售的现代农业流通模式。事实上,能够更好地控制农产品的质量是“农超对接”供应链产生的根本原因。基于此,以质量控制策略为切入点,分析“超市+合作基地”和“超市+自建农场” 两种供应链模式选择的判别准则。研究表明:当超市内部检测成本系数较大时,超市偏好于“超市+自建农场”模式;反之,超市偏好于“超市+合作基地”模式。     

典型农产品流通渠道主体的努力行为研究——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视角

为保障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更为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引入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作为随机变量，构建了典型农产品流通渠道组织形式，即“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下的优化模型，分别分析了以龙头企业为主导和龙头企业与合作社一体化下，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农户努力水平的决定及其关系，得出当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农户的努力行为是替代与互补两类不同关系时，农产品质量敏感度等因素对他们努力行为的影响效应不同等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权能共享: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搭便车”行为治理

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是推进我国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品牌建设所需要的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管理客观上要求农户采取集体合作的方式共同建设。在自主经营条件下,农户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难以避免,这可能导致品牌声誉的破坏和品牌合作的失败。有效治理“搭便车”行为是成功建设绿色农产品品牌的基础。基于对Y专业合作社“搭便车”行为治理实践的调研,提出了合作社与农户间“权能共享”的合作模式。权能共享模式通过构建事前预防的利益联结机制、事中监督的信息沟通机制、事后奖惩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遏制了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进一步完善权能共享模式,需要规范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强化合作社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健全监督和违约惩戒机制,促进权能共享机制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农户合作行为形成与发展——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案例分析

阐述了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过程,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影响该合作社形成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生产过程中的资产专用性,以及相应而来的交易过程中交易对象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农户成立合作社的的主要动力;对农户来说,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可以提高农户市场谈判地位,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进而获得更多的收益,这是农户合作行为产生的内在诱因;农户成立合作社离不开政府引导和推动,单靠农户自发成立合作社将遭遇“集体的逻辑”的困境,政府的引导或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行政强制手段,对合作社的成立及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农超对接：一种农业产业化的创新安排

农超对接的创新安排强调产业链角度上超市对供应链上游的控制和交涉力量，是以超市的发展引致农业生产模式和经营模式的转变。在实践中，超市与合作农场、基地、中间商等中介组织结成稳定的契约型合作伙伴关系，引导农业生产社会化、标准化、组织化进行。因此，农超微观层面上的合作关系可表示为“超市＋中介组织＋农户”模式。就实现路径来看，它以中间商与超市、农户的两两合作为起点，在各自的前端与后端组织的不断选择中固定关系链并最终达成正式的制度化合作架构，从而证明了农超对接能够转化为一种现实安排的可能。     

“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模式与机制

小农户生产扶贫是产业扶贫的重要补充,对贫困小农户的资源和能力禀赋要求低,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抵御疫情等自然或社会风险、稳定脱贫成效有重要意义。只有建立将小农生产消费关系嵌入社会关系的巢状市场,小农户生产扶贫才能持续。在小农户生产扶贫实践中,存在着无法建立巢状市场的现实困境。通过在线下对接贫困村庄与城市社区,在线上利用小农电商专用平台对接贫困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建构小农户生产扶贫新模式,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且安全可靠的巢状市场。推行“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新模式,可以保障贫困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无障碍直接对接、有效有限筛选认同小农价值的城市消费者和扩大贫困地区小农生产规模提升流通便利性,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生产扶贫无法建立巢状市场的难题。为此,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搭建“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的综合平台、优化运营环境和完善基础设施。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建

在商品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冲击下 ,文学面临着意义的流失与消解。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困境紧密相关的 ,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意义的探寻与重建 ,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理想的重新肯定 ,对现实中的物欲的批判性把握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重新认识。     

从原型角度看《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四个重要方面：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anima）和阿妮姆斯（animus）、自性（self）。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挖掘和分析《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悲剧有着其自身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和阿妮姆斯、自性等心理因素。     

从美语、英语差异看美语固有的活力

主要论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法运用、单词拼写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当代美语既保持英语传统又从传统中革新的特点。并从这些差异的分析上进一步论述美国英语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 ,语言由繁趋简、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     

格网 秩序 流派

揭示了格网的表现语言和操作图式 ,并结合实例分析了格网设计法在不同流派中的特殊表现。格网设计法以其科学化、秩序性以及丰富的创作空间超脱于众多的流派而经久不衰 ,对中国建筑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秋颂》

《秋颂》作为颂诗,表现了与传统颁诗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既不是委身于崇高而对崇高所发出的赞叹,也不是委身于神而对神的心灵顿悟,这是一种另类的崇高。一般来说,济慈的颂诗都存在着明显的顿悟时刻,既瞬间的幻觉伴随着瞬间的清醒。但《秋颂》是一个例外,它没有这样的转折。它是一场醒着的梦,是猜想的推演,是成功的移情,而不是一首纯粹的自然诗,一首现世的颂歌。     

教育的艺术原理

教育与艺术有本质的相通之处,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文章从教育的目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及教育的技巧三个层次分析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具有的艺术原理,尤其是对教育者提出了把教育当作一门人生艺术来从事的要求。最后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这一角度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实用主义偏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何理解、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概念的含义和表述的界定及其具体的分类认定,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尽可能从三个阶段的历史文献中查找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的所有依据,从而确认这个概念的产生、由来与发展;其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语词表述上解析其概念界定的语义学、相关术语比对及其与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的三个关键问题;再次,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申报工作实践中,就分类认定的过程,澄清一系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把握不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一步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