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与构建和谐农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必须有效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形成多元利益表达和参与机制;提高基层官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健全重大决策论证机制,完善基层官员负责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化社会认同,提高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政治参与能力,最终将农村群体性事件纳入制度化体系。     

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几点思考

农村群体性事件具有参加者是熟人群体,始发地是农村社区,起因一般是“具体”问题,表现形式是“积极作为型”等特点。从农村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角度看,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既有经济和政治原因,又有文化和社会原因。从农村社会管理者的角度看,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一是政策缺失,二是管理不当,三是体制不顺,四是控制失效。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首先要完善和健全有关法规,其次要建设依法预防和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机制。     

社会冲突理论视阈下农村群体性事件防治机制探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快速转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急剧变革和社会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农村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已成为我国农村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采取有效的应对、防治措施是当务之急。笔者试图运用社会冲突理论,在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着力探寻构建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突发的长效机制,以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以利益协调为着力点,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难题

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普遍表现为以经济利益纠纷为根源,导致公开的社会冲突,然后通过政治民主化的方式,以满足群众合理的经济利益的诉求,化解矛盾,重构社会管理机制的基本逻辑,已经逐步演变为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的一种基本模式。应跳出这种依靠单纯政治工作方式的改变来解决农村基层大规模群体性社会冲突的思维局限,注重研究社会现象产生、社会矛盾冲突的根源性因素,从依赖政府管制手段对付市场竞争中的不确定性,转变到依靠市场竞争手段,突出政府在市场体制下的协调者服务者的角色来克服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利益关系的调整,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构为着力点,推进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为手段,促进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为目标,构建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机制,为彻底改善新时期的党群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群体性事件社会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群体性事件正是现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综合反映。文章试从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社会功能、社会治理等方面对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理性思考。     

群体性事件经济成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综合反映。文章通过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经济意识、直接原因、深层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对群体性事件的经济成因提出了一些理性思考。     

从群体性事件看民间组织的功能逻辑与发展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转型加速期,各种利益主体分化组合,利益群体逐渐显性化,出现多元化需求,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空前尖锐和激烈,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就是集中的反映,社会需要新的组织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基于民间组织在防控群体性事件中具有促进利益诉求、政治发展、利益协调和制度创新等功能,可以构建民间组织发展的政治、法律、政策、体制和管理等具体路径。     

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研究——以行政法视野下的农民参与为视角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农村环境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是由于官民价值之间存在冲突、农民表达意愿的渠道不畅、官民沟通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针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提出转变政府现行的"压制型"行政模式成"回应型"行政模式,吸收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中势在必行。     

正确认识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正功能——以科塞社会冲突理论为视角

社会冲突无处不在,尤其是当今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各种矛盾冲突凸现.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农村群体性事件就是社会冲突在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解释和认识冲突方面,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从一个理性的视角,在充分肯定冲突消极影响的前提下,更加强调了冲突的正功能.这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启示.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其矫治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突发性、组织性、对抗性等特点,并且"由乡入城",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预警机制的不足。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矫治,应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建

在商品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冲击下 ,文学面临着意义的流失与消解。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困境紧密相关的 ,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意义的探寻与重建 ,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理想的重新肯定 ,对现实中的物欲的批判性把握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重新认识。     

从原型角度看《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四个重要方面：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anima）和阿妮姆斯（animus）、自性（self）。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挖掘和分析《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悲剧有着其自身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和阿妮姆斯、自性等心理因素。     

从美语、英语差异看美语固有的活力

主要论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法运用、单词拼写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当代美语既保持英语传统又从传统中革新的特点。并从这些差异的分析上进一步论述美国英语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 ,语言由繁趋简、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格网 秩序 流派

揭示了格网的表现语言和操作图式 ,并结合实例分析了格网设计法在不同流派中的特殊表现。格网设计法以其科学化、秩序性以及丰富的创作空间超脱于众多的流派而经久不衰 ,对中国建筑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秋颂》

《秋颂》作为颂诗,表现了与传统颁诗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既不是委身于崇高而对崇高所发出的赞叹,也不是委身于神而对神的心灵顿悟,这是一种另类的崇高。一般来说,济慈的颂诗都存在着明显的顿悟时刻,既瞬间的幻觉伴随着瞬间的清醒。但《秋颂》是一个例外,它没有这样的转折。它是一场醒着的梦,是猜想的推演,是成功的移情,而不是一首纯粹的自然诗,一首现世的颂歌。     

教育的艺术原理

教育与艺术有本质的相通之处,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文章从教育的目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及教育的技巧三个层次分析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具有的艺术原理,尤其是对教育者提出了把教育当作一门人生艺术来从事的要求。最后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这一角度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实用主义偏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何理解、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概念的含义和表述的界定及其具体的分类认定,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尽可能从三个阶段的历史文献中查找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的所有依据,从而确认这个概念的产生、由来与发展;其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语词表述上解析其概念界定的语义学、相关术语比对及其与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的三个关键问题;再次,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申报工作实践中,就分类认定的过程,澄清一系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把握不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一步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