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边塞乐府创作模式新论

南朝边塞乐府是中国古代边塞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南朝文人拟乐府盛行和诗坛重情尚变等时代背景下,"赋题法"的创作模式和横吹曲的音乐特质,促进了边塞乐府创作的繁荣。南朝诗人模拟横吹曲的题材,为唐代边塞诗创作所继承和开拓。在绮丽柔婉的文风影响下,南朝边塞乐府虽然还存在着"宫体诗"的情调,但也为唐边塞诗高潮的到来做了艺术上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南朝文人乐府诗演进述论

与同期的文人徒诗、乐府民歌对照来看,南朝的文人乐府诗有自己的演进轨迹。刘宋是整个南朝文人乐府诗发展的创始时期;南齐文人以"赋题法"制作乐府诗,为文人乐府诗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路;梁陈时期,文人创作的边塞乐府诗、清商新声乐府诗、七言乐府诗蔚然兴起,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南朝文人乐府诗的创作实绩对唐代各诗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南朝边塞诗对“陇首”意象的塑构

“陇首”由地理方位之名,经过汉代文人创作,以及由民歌进入乐府的过程,形成了以悲凉为特质的文学意象。南朝边塞、赠答、征戍、闺怨等主题诗中,多涉及陇首意象,这与南朝诗人对北方“陇首”一带的想象性构建密不可分,是南朝文学对唐代边塞诗意象群形成作出的贡献。     

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

在空前繁荣的盛唐诗坛中,高适和岑参一向是以擅长边塞诗而著称的。虽然王昌龄、崔颢、王维、王之涣、李白等盛唐诗人也写过边塞诗,而且各有其特色,但在数量上和某些篇章的艺术成就上没有高、岑突出,所以高岑是盛唐边塞诗派的重要作家。 边塞诗不始于盛唐,汉魏古诗中就有《战城南》、《陇西行》、《饮马长城窟行》、《雁门太守行》等乐府古题。六朝诗人象陆机、谢灵运、谢惠连、鲍照、沈约、庾信等,都有乐府旧题,写边地或征战生活之作。到盛唐时期边塞诗大量出现,这固然与整个唐诗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但也有其社会政治原因。     

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

本文研究齐梁时期拟乐府诗“赋题法”的产生，并论述其在文人拟乐府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革新意义，指出其对唐代拟乐府诗创作的深远影响。文章着重论述以下几个问题：一、从魏晋拟篇法到齐梁赋题法的成立；二、赋题法产生的直接机缘：沈约等人的赋曲名之作；三、赋题法与南朝诗赋创作重题、咏物之风的关系；四、赋题法与齐梁迄唐边塞诗创作的关系。     

论中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

边塞诗在唐代诗坛上闪烁着异彩,吸引了一大批唐诗研究者以极大的兴趣进行整理、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也开始注意去讨论中唐边塞诗,这是非常必要的。和盛唐边塞诗相比,中唐边塞诗确实具有独自的风貌。一个显著特征是中唐边塞诗作者多,诗歌创作亦丰。据粗略统计,中唐存边塞诗五首以上的诗人约二十五人,共存诗约三百五十首。可见边塞山川、风习是为中唐诗人所喜爱的题材。中唐边塞诗之所以如此兴盛,除了唐代边塞诗所共具的创作条件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从时代看,中唐边患日重,引起朝野之士的密切关注,边塞战争自然就成为他们的日常话题;从诗人的生活经历看,中唐以后,文人入幕成为     

兴教化、移风俗的乐府新题现象——以北宋文人诗创作为中心

元稹、白居易所发展扬厉的新乐府运动,区分出了乐府诗的不同体裁,其中,借乐府新题创作文人诗,成为一种风尚。这进一步影响了北宋诗风,并成为“宋调”之一种。北宋诗人王禹偁、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都参与了创作与创新,苏轼尤其赋予了乐府新题以士大夫的道德意义以及社会交往的功能。在其中也不乏日常化趣味。北宋诗人对乐府新题的利用和再创造,也反映了诗与乐之间互相借鉴、影响的关系。士大夫对体裁和表达的创新,也包含了对民间文化的吸收与再创造。     

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及内容再探

在盛唐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大量文人渴望到边塞建功立业,他们直接成为了边塞诗的新的创作主体,写下了许多关于边塞战争、边塞风光、边塞风俗的诗歌,创造了一个个新的审美对象,由此促成了盛唐时期边塞诗的空前繁荣。     

岑参边塞诗特点及其成因浅析

文人赴边为唐代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契机.岑参的赴边经历也为他写作大量优秀的边塞诗提供了可能.岑参边塞诗的纪实性、格调的雄浑远远超过其他诗人,对边塞奇异风光和对军中宴饮场面的详尽描写也是其他赴边诗人诗集中所未有过的.这应归因于诗人的早期经历和他的身世、性格特点、写作倾向.     

初唐四杰诗歌中的民族情感探析

初唐四杰创作了不少与塞漠相关的作品,这些诗作反映了出身中下地主阶层的文人在当时的民族情感。杨炯、卢照邻的诗歌借咏边塞战事表达报国之志,抒写立功热情,对待其他民族的情感比较理性。骆宾王的作品抒写真实的塞漠生活体验,因为抒发情感的不同,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则有相应的差别。当他情绪比较慷慨高昂时,对方民族常被施以贬义,当他在边地因思乡而情绪较低沉时,对其他民族的态度则比较平和。四杰借边塞诗抒写轻生重义为国立功的情怀,以及扬威边塞的强烈民族自信,成为后代诗人不断咏叹的主题,对盛唐诗人的同类作品产生了直接影响。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文学意义的消解与重建

在商品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大潮冲击下 ,文学面临着意义的流失与消解。文学的这种现状是与整个人类文化的困境紧密相关的 ,是人类发展特殊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中国当代文学应致力于意义的探寻与重建 ,这表现为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理想的重新肯定 ,对现实中的物欲的批判性把握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义的重新认识。     

从原型角度看《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小姐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有四个重要方面：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阿妮玛（anima）和阿妮姆斯（animus）、自性（self）。从以上四个方面来挖掘和分析《远大前程》中的郝维仙这一悲剧女性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悲剧有着其自身的人格面具、阴影、阿妮玛和阿妮姆斯、自性等心理因素。     

从美语、英语差异看美语固有的活力

主要论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法运用、单词拼写和遣词造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当代美语既保持英语传统又从传统中革新的特点。并从这些差异的分析上进一步论述美国英语由于科技文化的发展 ,语言由繁趋简、活泼生动、富有表现力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格网 秩序 流派

揭示了格网的表现语言和操作图式 ,并结合实例分析了格网设计法在不同流派中的特殊表现。格网设计法以其科学化、秩序性以及丰富的创作空间超脱于众多的流派而经久不衰 ,对中国建筑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秋颂》

《秋颂》作为颂诗,表现了与传统颁诗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既不是委身于崇高而对崇高所发出的赞叹,也不是委身于神而对神的心灵顿悟,这是一种另类的崇高。一般来说,济慈的颂诗都存在着明显的顿悟时刻,既瞬间的幻觉伴随着瞬间的清醒。但《秋颂》是一个例外,它没有这样的转折。它是一场醒着的梦,是猜想的推演,是成功的移情,而不是一首纯粹的自然诗,一首现世的颂歌。     

教育的艺术原理

教育与艺术有本质的相通之处,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文章从教育的目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及教育的技巧三个层次分析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具有的艺术原理,尤其是对教育者提出了把教育当作一门人生艺术来从事的要求。最后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这一角度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实用主义偏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何理解、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概念的含义和表述的界定及其具体的分类认定,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尽可能从三个阶段的历史文献中查找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的所有依据,从而确认这个概念的产生、由来与发展;其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语词表述上解析其概念界定的语义学、相关术语比对及其与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的三个关键问题;再次,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申报工作实践中,就分类认定的过程,澄清一系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把握不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一步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