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生产与艺术审美价值的创造

马克思提出的艺术生产理论为文学艺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视角,使文艺研究具有一种实践性的话语活力,同时,这一理论也对艺术审美价值的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艺术生产时代,艺术呈现出非艺术化的悖论性存在:艺术要获得存在,就要以一种非艺术化的趋向而存在,艺术的发展日益无法依据其自律性而发展,却日益依赖于技术和资本等艺术之外的因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艺术越要肯定自己,就越要进一步否定自己,而当艺术不断否定自己的时候,它也就不断地"前进"了。既然在艺术生产过程中,艺术处于一种非艺术化的悖论性存在之中,那么,在这种非艺术化的悖论中,艺术作品是否还具有审美价值呢?艺术生产还能否生产出艺术审美价值呢?答案是肯定的。即使在大众文化当道和消费意识膨胀的语境下,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仍然能够被创造出来,审美价值仍然有实现自身的路径。在艺术生产过程中,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实现在于其现代转换。     

宋代“观音图”的美学流变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影响

"观音图"及其相关艺术造像是佛教中国化过程当中的重要艺术案例,它既包孕着佛教艺术的基本精神与教义教旨,也渗透了其在异域传播过程当中所必经的艺术改良与审美创造。这种改良与创造,一方面表现为佛教传入中土之后"观音"形象的形式化移植与想象创造,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观音图"所代表的佛教精神与审美内蕴的革新。从审美流变与影响传播的角度看,"观音图"从汉迄宋的形式与内容革新过程,也是观音形象逐渐中国化、世俗化与文人化的过程。而宋代"观音图"传至日本后对日本观音画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应在这一维度中获得解读。     

从数码艺术的审美特性探讨其价值取向

数码艺术是技术与美学、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数码艺术家将其非凡的想像力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显示出其特有的艺术内涵、思维和存在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创造观念和审美趣味,其审美特性与价值取向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中国艺术“以形写神”的美学蕴涵

中国艺术有“以形写神”的传统,儒释道心性论、形神观和言意观为此奠定了思想基础。以形写神具有五层美学蕴涵：穷形尽相与艺术家的体物工夫有关,离不开对生活的观察和对物象的观照;传神写照是艺术创造的审美理想,有赖于审美情感的介入,需要创造意识发挥作用;随物赋形是对艺术形式法则的概括,落实在艺术家展现创造力的“写”的过程中;形神两忘指向心物交融、物我不二的审美境界,有意无意之间方为传神之妙;游戏笔墨是活泼自在、任运自然的审美情趣,在禅宗思想滋养下,艺术创造成为彰显自性的方式。以形写神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美学蕴涵和人文价值亟待传承与弘扬。     

艺术中的启示

艺术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与理想的审美意境,真正地艺术品格生成于人对人自身及其生活世界的真情感悟、对理性精神的崇高释怀和对生命本性的释放与超越。为此,人类正是通过自身文化、艺术传统的禀承与创造,运用有限的"艺术表现"会意无限的可能存在,来实现"万物一体"的"诗意地栖居"。     

论宗白华的“艺术美学”思想及当代价值

宗白华在现代美学与艺术学的交融地带创立了以艺境为核心的"艺术美学"体系。他立足于现代中西交汇的文化语境,寻求从一般艺术鉴赏上升到普世美学建构,精研中国文化的审美传统,致力于古典艺术理论的现代转化,再造中国艺术的青春精神,并悬艺术化的人生观为其艺术美学体系的超越之维。他积极倡导艺术、人生与美感的一体化与真善美合一的艺术价值论,以运用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力求在意境观照中实现中国现代人生的审美化生存方式。宗白华的"艺术美学"思想对当代中国艺术美学的理论体系以及话语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生艺术化”:学术路径与理论启思

“人生艺术化”是中国现代人生论艺术美学思想的一种重要学说.它不以艺术论艺术,而是主张审美、艺术、人生相统一的大艺术精神与理想.这种理论取向主要体现在哲学、审美、艺术三个互为联系的维度:在哲学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对审美生命建构及其诗意价值的追寻;在审美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对真善美相贯通的美的本质、理想、价值的思考及其审美品鉴与人生品鉴之融通;在艺术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对“趣味(情趣)”与“意境(境界)”的标举.这种学说在其孕生的中国现代社会背景下,有着强调艺术(审美)救世、过于倚重精神作用的乌托邦色彩.但它所倡导的艺术与生活深度关联的立场,对于艺术研究视域的拓展、方法的变化、立场的多元等有其积极意义.特别是它对远功利而人世的中国式艺术超越精神的建构阐发,突出了民族文化的诗性传统,具有重要的理论启思.     

中国题画诗之源流

中国古代的题画诗,既是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审美情趣,也是一种将诗书画合为一体的带有鲜明中国艺术特色的文学创作形式。《中国题画诗发展史》循沿中国古代题画诗发展的历史走向,系统而精要地叙述了中国题画诗艺术的生成与发展的脉络,总结其艺术创作成就,评价其历史审美价值;立足中国文化与艺术史的大视野,深入析解阐释题画诗的美学价值与审美存在,揭示由题画诗所反映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艺术精神的载体意义。     

抽象艺术的文化政治——形式主义与社会艺术史的论争

抽象艺术已经发展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由于最初形式主义占据了批评的主流,而后又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切,艺术史一直缺乏合适的契机更好地思考其特征、价值和产生的原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继承了德国传统对艺术自身的形式特征进行分析的特点,并从巴尔到格林伯格建立起一个合理化的现代主义批评范式;也造成了许多对抽象艺术的刻板印象。社会历史方法弥补了形式主义的不足,尤其是夏皮罗对巴尔、格林伯格的纠正,揭示了使抽象艺术具有价值的那种艺术观念并非永恒,而是现代特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为艺术而艺术"和"纯审美"等现代艺术观念具有其时代的阶级根源,抽象艺术乃至现代艺术的价值不是在于纯形式,而是在于它承载了现代特有的价值。这些论争打破了形式主义批评的霸权,对于中国当下对抽象艺术的理解、实践和讨论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幽玄意识、精神自由与绘画创作

本文论述了幽玄意识的含义以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现代艺术及现代人文环境的关系。论文认为,幽玄意识就是世界不透明的意识,同时也是人的有限性的意识。在人的有限性的基础上进行的自由真实的审美体验和宗教体验也就是对终极价值(自身存在的意义、价值和目的)的反思。在"自由性"上,传统艺术找到了与现代艺术的对接点,实现了传统自由精神的现代化转换。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