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三位一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统一,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三位一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全面把握这种新境界需要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统一性基础和相互作用关系,需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伟大实践与理论创新——“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位一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十八大的重大历史和理论贡献。"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其科学内涵和内在联系。"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     

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套制度

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词语。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最早用了这个词语。实践证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经历,最具本质性的问题就是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样的道路、坚持什么样的理论、确定什么样的制度。先进的旗帜、正确的道路、科学的理论、鲜明的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根基是决不能动摇的。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关系党的事业成败,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中华民族前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制度和道路述论

中国反贫困制度和道路可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基本道路和具体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反贫困基本制度和基本道路思想,邓小平丰富和完善了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指导下,全面梳理国内外学者对反贫困具体制度和具体道路的研究成果后发现:正是反贫困基本制度和基本道路与具体制度和具体道路构成内在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完整性,才形成了切实可行的反贫困制度和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反贫困理论和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制度和道路。这一制度和道路的理论集大成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反贫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是在指导中国反贫困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由此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角度进一步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制度和道路的一般原理。     

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构建中的六个关系

现阶段中国妇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亟须得到理论层面的回答和指导。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妇女解放和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妇女解放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妇女解放和发展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等六个关系,是首先需要关注和厘清的基本问题。     

道路、理论、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重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重维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重维度之间相互关联,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时期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道路的对策与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互联网治理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建设网络强国为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网基本原则,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自主与开放结合的理论、制度和实践统一体。在网络空间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道路,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与必然要求,也是在网络空间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体现和深化发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道路,需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遵循互联网发展和治理一般规律,努力做到"六个结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同解读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人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和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示出了无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对为何与何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回应和内在依据。基于认同理论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现是重要途径和致思理路,只有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和自信,从而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这有利于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对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十八大提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共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有其科学内涵、历史基础、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必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纲领,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     

多党合作制度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探究和政治价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轫内生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协商民主相继而生,不断巩固和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照历史与现实,本文尝试探讨多党合作制度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相互关系,分析多党合作制度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政治价值,以增强我们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自觉性。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s in Bulgaria, The Czech Republic, Estonia, Finland, and Romania

Using unique 1990-round census microdata, thepaper describes the household arrangements ofelderly people in Bulgaria, the Czech Republic,Estonia, Finland and Romania. We overview suchtopics as institutionalization, ``headship'rates, ``relationship to reference person,'general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solitaryliving. Few elders in any country lived withrelatives other than children or spouses. However, elder living arrangements in Finlandexhibit a more ``Northern European' pattern,those in Bulgaria and Romania a ``SoutheasternEuropean' pattern and those in the CzechRepublic a somewhat intermediate pattern. Thesituation in Estonia seemed again distin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