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与新诗史叙事

在"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研究和新诗史叙事中白洋淀诗群业已成为经典。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与朦胧诗、前朦胧诗、新诗史写作模式、新诗史研究方式的转换都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注意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注意到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经典化以及其中的女性诗人是如何被去经典化的。在白洋淀诗群的相关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那些仍被历史叙述所忽视的诗人进行关注和挖掘。基于此,白洋淀诗群中的几位女性诗人就具有不可替代的新诗史价值。     

朦胧诗命名的意义及其限度

1970年代末,朦胧诗以异端的呐喊给那个时代带来了难得的思想冲击力.朦胧诗的命名表达了当时诗歌的外在美学特征,暗示了当时诗歌创作环境的艰难,而且展示诗歌内容揭示了人内心的隐秘、直接指向心灵的品读的特质,命名在这些意义上很好地传达了它自身的涵义.但是当时代过往,朦胧本身的含混意指使得其之后的诗歌在某些方面难以逃越它的美学牢笼,成为新诗歌发展的桎梏.回到朦胧诗命名的现场,考察朦胧诗命名的内涵、直击命名活动本身,可以清晰地触摸诗歌发展的脉搏,有益于对当代诗歌发展的困境进行更好的思索和考量.     

先锋:一种姿态的两种向度

艺术领域内曾被广泛使用的先锋一词在命名的同时 ,也为我们更深入地把握某些艺术的本质设置了迷雾。不同的先锋艺术群落在表面上往往表现为具有相似特征的共同姿态 ,但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却可能截然相反。比如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朦胧诗虽然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大量采用象征、变形、自由联想等手法 ,具有现代主义诗歌的特点 ,但理想与关怀依然是其主要的价值取向 ;而第三代诗歌尽管继承了朦胧诗的叛逆精神 ,但在价值取向上却大多走向了游戏与虚无     

论朦胧诗“涌流期”表意系统的局限性——以诗歌想象力和语言分析为中心

朦胧诗"涌流期"的表意系统存在着局限性,学界尚未出现对其"表意系统"层面的完整审思。这种局限性一方面表现为朦胧诗想象力内部结构中存在的"个体性/同一性"的矛盾,这使其在想象力建构过程中带有不可避免的解构性因素,朦胧诗人在对抗"文革"诗歌的主体建构中聚合,个体自身又带有分散的解构力,想象的悖论由此产生;另一方面体现在朦胧诗的语言层面,以"我"为向心力建构的语言"能指群"造成了其想象维度的单义性,其语言的横向组合也固定在"我"的抒情范围之内,在语言的所指层,"我"被赋予了"绝望/希望"二元对立式悖论感,使得朦胧诗语言在表意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朦胧诗的想象力与语言在社会语境的指引下建立了交互式的对应关系,二者在相互的"展开"中所构筑的表意系统有着不可规避的局限。     

"昙花一现"的美丽——朦胧诗回眸

朦胧诗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诗歌潮流,它是一代人生命体验的艺术折光,凸现了自我意识,带来了诗歌审美的嬗变和精神重建的要求。朦胧诗的诗人们呼喊人道主义和要求人的尊严、价值等的启蒙主题,以及大胆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的探索精神,无疑是一座崛起的丰碑,已经深深烙在人们心里。然而,朦胧诗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精神危机,在更为激进的新生代诗人的一片打倒声中,走向消亡。     

朦胧诗中的语象符号再符号化现象探析

诗歌中的语象符号是一种引导审美感受和传递美学信息的艺术语符。语象符号的形成是对日常语言这一庞大初始符号的改造和变异。朦胧诗语象言此意彼的变异过程在符号学视野下实质是语象符号在特定诗歌系统中的再符号化过程,该过程通过隐喻方式和作为中介的诗歌语言系统得以实现,朦胧诗语言运用大量语象凸显其反传统、反日常的语言张力。     

回首中的名与实——重读“朦胧诗”

"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研究的热点之一,同时也是不断产生论争的诗学现象.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朦胧诗"缺乏统一的看法.论题通过回顾历史、重写重读的方式,从定义、论争、分期、地位、艺术特征等几个重要方面论述"朦胧诗",力求在澄清史实和整体把握"朦胧诗"的前提下,解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     

人本主义、女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三重奏--论舒婷及朦胧诗审美典范的意义

朦胧诗是当代诗歌发展历程中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文革后中国新文学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朦胧诗群中,舒婷无疑具有审美典范的意义.其诗作具有共同人性审美趋向的丰厚内涵,体现了人本主义哲理、女性主义意识和理想主义精神的艺术融合,从而进入了中国诗歌的经典行列.     

再论朦胧诗的语言特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一直都非常重视语言问题,但传统的研究多把语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形式因素,故对于语言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其认识及评价就非常有限.朦胧诗在20世纪80年代的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诗歌语言的敏锐,使其思维和表达充满弹性和活力.朦胧诗以其大胆的批评精神和新奇独异的语言特质,为诗歌及整个新时期文学开辟了新的景观.本文以朦胧诗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朦胧诗的两个语言特质.     

朦胧诗意象的呈现与意境的缺失

意象和意境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重要美学范畴。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审美意象。中国新诗作为从中国古代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异质文化,在呈现纷繁意象的同时,缺失了古典诗歌天人合一的意境美。朦胧诗在将意象化语体进行到底的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反意境化倾向,但艺术上的反意境并不能阻止他们心灵上对意境的深深缅怀。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