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酒"中的悲剧意识

李白是盛唐诗歌中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一生爱酒,以酒成欢,亦以酒化愁.他的"酒"中包含了对自身遭遇、人生沉浮和社会现实的无限感慨,使得李白的"酒"及诗中夹杂着一股似淡还浓的有关时间和生命的悲剧意识,最后通过一种自我张扬的方式使这种求而不得的"欲望"得以升华.     

管窥李白:诗歌创作和"月"之情结

"诗仙"李白,现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被众多的学者所关注.李白诗文中文化内涵丰富,"月"作为一种文学意象,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透过诗情"月"意,解读李白的坎坷人生与"月"之情结明月情结,酒月情结,秋月情结,这对当代李白研究具有拓展性作用.     

李白诗歌中的“星”意象研究

李白诗歌中有许多鲜明的意象,如山、水、月、酒、柳、船、云、星等。这些意象描写生动,寓意深刻,是诗人生命意识和文化特质的重要载体,也是其独特人格意识、卓越生命体验的再现。通过对李白诗歌中频繁出现的"星"意象进行分析,探讨其与中国古代星象学的联系,进而剖析"星"意象与诗人的人格意识间的深刻联系。     

试论李白诗歌的英雄意识

李白从小崇拜历史上建功立业、施展雄才的英雄,并希冀自己有朝一日能举"管晏之才"匡扶天下,李白现存近千首诗歌中折射这种强烈的英雄意识.李白诗歌的英雄意识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咏史诗是诗人英雄意识的内化;巨大的动物的物象是诗人英雄意识的外化;雄奇的自然山水是诗人英雄意识的载体.     

考据中的"误区"与"误区"中的考据--李白"两入长安"问题争论之反思

"两入长安"之说虽已基本确立,但仍然争论未休.造成这种局面,除了史料欠缺这一主因外,与考据中陷入多重"误区"也有很大的关系.这表现在或随意理解史料,以主观臆断代替客观分析;或孤立地看待材料,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及其余;还有的不守考据之规则,随意使用未经证实的材料.这是李白研究界存在的学风问题的反映.因此应该建立学术规范,以确保在"对话"的环境中推进李白研究的深入.     

"在"与"在者":一个必要的划界——论哲学的合法性

"在"与"在者"的划界,规定了科学与哲学的分野.科学以因果诠释的方式把握"在者",而哲学则以领悟的方式把握"在"本身.人作为"此在",是唯一能够追问"在者"之"在"何以可能的"在者".对"在者"之"在"的召唤,乃是作为"此在"的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对"什么是存在"的追问,隐含着沦为知识论的危险.通往哲学之路的首要前提,就在于澄清哲学提问方式的遮蔽之处.     

"饮中八仙"的演化与李白为"翰林供奉"的时间问题

考索现存资料,知盛唐"饮中八仙"有两说:一无裴周南,一有裴周南,迄今仍没有为大家认同的解释。实际上,"饮中八仙"本来就不很固定,是盛唐俗传的结果,而人们乐道的长安会饮是不太可能的,李白开元、天宝间两入长安的史实也为"饮中八仙"的演化增一佐证。同时,"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分野于开元二十六年,及此年前后李白仍在长安为"翰林供奉"的史实表明:开元间李白确实到过长安,寓居时间在十年左右。准此,李白这段时间的作品就需要重新编年、重新研究,《新唐书.李白传》也需要修正。     

在"酒神"的狂舞中解读李白

"豪放飘逸"的定型化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李白诗歌文本的解读.抛开先入为主的偏见,透析李白的诗歌,我们不难发现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是悲怆.李白的诗歌是在"酒神"的狂舞中完成的千古绝唱.     

顾炎武《日知录·禁酒》的王道酒政观

顾炎武一生于酒,经历了年轻时的好酒善饮、中年后的即兴畅饮和晚年时的非礼勿饮.《日知录·禁酒》之意并非提倡禁止酿酒、买卖酒和饮酒,顾炎武在其中所提"先礼后刑"的酒政理念表明,他是继承了 自孔子以来的传统儒家"德治"思想,而主张"以德治酒":先之以酒礼之教,后之以酒刑之罚.其"禁酒"概念属于"后刑"范畴,是指当以酒礼教民无效或失效时对涉酒的悖礼之事所采取的惩戒手段.在顾炎武的酒政思想中,酒礼与酒刑在政治功效上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构成王道酒政的两个方面:酒礼是防酒患于未然,酒刑是惩酒罪于已然.     

浅析李之仪词作中的酒意象

意象就是以特定的客观事物为栽体,生动的表现出内心主观的情感.<姑溪词>中成功运用了大量典型的意象,其中以"酒"意象最为典型.李之仪词作中有相思浓愁之酒、重逢喜悦之酒、失意哀伤之酒.李之仪词作中"酒"意象的大量运用折射出他在人生道路上受到挫折后,人生观、价值观的重大变化.     

信仰&#183;理性&#183;克制&#183;敬业&#183;成功——读马克斯&#183;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