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回顾

本文是对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小结,共论述了四个问题一是简述《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编纂过程,二是对《宋辽金元文学分典}质量的基本估计,三是保证《宋辽金元文学分典》进度的措施,四是《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后续工作设想。     

辽宁大学出版社：《中华大典·军事典》编纂工作正紧张进行

《中华大典》设24个典,100多个分典,预计将出书8亿字,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最大类书。《中华大典》已陆续出书,2009年计划累计出书近2亿字。     

在《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出版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由武汉大学教授吴志达、陈文新等领衔编纂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于2005年9月由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包含明文学部一、明文学部二、清文学部一、清文学部二、清文学部三,共5个分卷,计1 200万字。其编纂始于1994年,集30余位学者之力,整整用了11年时间,才告完成。这是一部系统地汇辑明清文学研究资料的大型类书,对相关研究领域做了全面拓展,标志着明清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它的出版,对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传统史学、传世典籍研究诸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并将以其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特殊功能服务于国家、造福于子孙。2005年10月20日,武汉大学隆重举办《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出版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旨在深入探讨该书的学术价值,寻找与之相关的学科生长点和发展契机,以进一步推进学术事业。本刊特选登主要领导的致辞和部分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编纂《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的体会

根据切身感受,《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的编纂工作须从明清文学的实际出发,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组建高素质的编纂班子,采取求真务实、稳步推进的方针,在10年磨砺中,以质量第一为信念,既出成果,也锻炼出一支严谨求是的学术队伍。     

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华大典·农业典》

<正>《中华大典》是参照现代图书分类法进行编纂的巨型类书,所采集的文献资料,上自先秦,下迄清代,包罗宏富,所涉典籍约3万种,凡7亿多字。共分为哲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法律、语言文字、农业等22个典。其中《农业典》下设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蚕桑、农田水利、农书等12个分典,总字数近6000万。《农业典》由农业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多地有关专家学者参与编纂。该典于2006年7月正式启动,2008年被确立为《中华大典》数字化编纂试点,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工作,为此河南大学出版社建设了具有文献收集、数字加工、图文对照、全文检索等功能的编纂平台。     

《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抽样分析

由吴志达主编,陈文新、阳海清、蔡靖泉、余传棚等任副主编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于2005年9月由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该分典包含明文学部一、明文学部二、清文学部一、清文学部二、清文学部三,共5个分卷,计1 200万字。其编纂始于1994年,集30余位学者之力,整整用了11年时间,才告完成。这是一部系统汇辑明清文学研究资料的大型类书,本文就其文献使用等情形作了抽样分析。     

《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简介

作品简介：中唐诗人,元白齐名。但元稹诗文集直到二十世纪末尚无注释本,这无疑限制了元稹研究的深入开展。杨军教授从1992年起潜心于元稹研究,先后完成了《全唐五代诗&#183;元稹卷》的整理,《中华大典&#183;隋唐五代文学分典&#183;元稹》的编纂,《增订注释全唐涛&#183;元稹卷》的注释等工作,并撰写相关学术论文若干篇,在此基础上,于1996年向全国高校古委会申清到《元稹集编年笺注》项目,又继之以数年的精心结撰,终于在新世纪之初,     

“凤毛麟角 人才难得”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任继愈正是如此身体力行的。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20世纪,这种巨大的世纪动荡促使他探寻人的价值、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轨迹。他以惊人的兴趣和精力广泛研究哲学、神学、历史、文学等等,并且在相关领域成就卓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宗教大词典》、《中国道教史》、《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学术著…     

《中华大典通用书目表》的电脑处理

《中华大典通用书目表》的电脑处理林仲湘，李龙《中华大典通用书目表》是为《中华大典》①的编纂工作而编制的，由巴蜀书社和广西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共同承担。在巴蜀书社两份初稿的基础上，广西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进一步编制。在编制过程中有两点是比较突出的：一是广泛...     

忽必烈早期与汉族士人关系考察

忽必烈早期与汉族士人关系考察赵文坦《元史·世祖本纪一》：“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经世大典·序录·礼典》“进讲”条：“世祖之在潜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信仰&#183;理性&#183;克制&#183;敬业&#183;成功——读马克斯&#183;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网络治理的体系、困境和中国化分析

随着全球化下政府治理范式的转换,公众要求政府回应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多元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要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条件下,如何提供"更好、更快、更廉价"的服务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服务价值的新要求。当代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一大特点就是将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等众多的公共行动主体引入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具体的做法就是重构"国家—公民—社会"的关系,展开网络治理。然而网络治理也存在着许多显著的缺陷,加强对网络治理困境的反思和超越,无疑成为理论和实践日益突出的课题,运用规范性理论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以期探索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